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朱熹人格美育的化育精神

朱子理学美学人格美育在继承儒家仁学化育思想的基础上有独特的发展,其人格美育的化育之道主要是承继儒家的命题,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游于艺”;其化育之方则表现为“学”、“践”、“养”、“化”等基本范畴。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德性知识的建构,二是德性知识的传播,两者是融为一体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价值,并通过传播为社会所共享,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论语》文本蕴含了四种传播模式:价值传播的“内化”模式(以仁释礼,情在理中)、道德传播的“情感”模式(众星共辰,风行草偃)、人际传播的“外推”模式(忠恕为仁,推己及人)、知识传播的“情境”模式(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深层结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播思维,包括传受兼顾的主体意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情理交融的实用理性。《论语》和儒家传播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区分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的不同模式和思维,为传播的“社会遗产传衍”功能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     

君子恶居下流

水之下流,于儒家只是污秽之所集而不容沾染,于老子则蕴含着“卑下”之根本义。在水之顺流与逆流之间,老子对应于争与不争而持守于顺流而下的“不争”立场,儒家则以“义”统摄兼取水之流下与力争上游。老子对于“处众人之所恶”的卑下之义处理得相当高明,但顺流而下的用心却是弃众人而不顾。儒家主张“君子恶居下流”,同时包含着修身的勉强工夫和固守于人世之中引领百姓的担当精神。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关于形而上学的几点省思

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致思下一再发出“形而上学终结”的死亡通知单,然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不死之鸟其冲动有增无减。它被“反叛”的重要启示在于形而上学只有在超验思想之域才是合法有效的。形而上学具有不可缺省的思想价值,昭示着自由、批判和超越的纯洁精神。思想是其本性,真正符合思想本性的思维方式则是辩证法。在一个“不思不想”的物化氛围中更需要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及其坚韧的形而上学姿态。     

对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新认识

家族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普遍现象,而我国的家族企业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它具有本国特点。因此,不能机械地用西方关于家族企业的理论来看待我国的家族企业,以免混淆其性质,也不能离开实际片面地去认识。只有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我国的家族企业,才能科学地把握家族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中小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亏损面大、淘汰率高也是其特点之一。究其原因,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是因财务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管理模式与管理观念落后;投资管理不科学;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等。提出了科学投资、建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运营资金控制管理等加强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     

江泽民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几个重大理论贡献

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观点。这些理论与观点初步形成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论框架,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理论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思考与探索,对解决当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分配激励制度创新--股票期权制度在我国的应用与思考

股标期权是许多国家的企业实践证明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分配激励制度.目前,我国部分企业也开始进行股票期权制度的探索,但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简要描述了我国企业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现状,分析了我国股票期权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在我国推行股票期权制度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设想.     

全国文化企业30强发展态势：2008-2016

中国2008—2016年评选出了第一至八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竞争榜有进有出,共性叠彩,个性夺目。为推进中国文化企业健康发展,对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总体发展战略、基本发展理念、典型发展举措等进行了考察分析。并以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为发展参照系,提出推进中国文化企业发展升级、竞争升位的若干举措：在主体上,民营、国有共进;在手段上,内容、平台联动;在要素上,资源、品牌互促;在路径上,制度、机制配套;在动力上,内力、外力协同;在成效上,重点、小微齐抓。     

基于进入权的企业权力理论

传统的权力理论强调物质资本所有权的至高无上,而今在知识信息经济条件下,关键稀缺资源由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创新思想、机遇等非物质资本及企业环境的高度动态变化,掌握企业的关键稀缺资源的进入权则意味着掌握了实际的控制权。对关键稀缺资源的进入权配置的最优化则意味着企业价值最大化。     

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评价与升级对策

以产业集群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特色。本文简述了广东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从产业集群支撑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培育了一批企业和区域品牌、以一批发展比较成熟的工业园区为载体和产业集群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等方面对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广东产业集群升级的思路和重点;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加快广东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简论晚清新式企业内部管理的若干改革主张

晚清时期,人们通过对西方企业管理活动的考察,反思了各类新式企业实践活动中的诸多管理弊端,提出了许多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的主张,这些改革建议涉及到企业的各个方面,诸如人事管理、财产物质管理、成本费用管理、市场营销与资金管理等。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外贸经营权开放的市场效应分析：兼论对国有外贸 …

随着非国有外贸企业对外贸市场的进入,国有外贸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利润份额也在下滑。这是通过建立了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外贸服务业务的市场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实证方面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与此相关的是,国有外贸企业在人才市场、货源市场和资本市场也相继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国有外贸企业只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理进行资产重组、改善经营结构、创新经营战略和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深入彻底的改革,方能在市场竞争中立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