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信息披露透明度研究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以2004年至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同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实际控制人利用金字塔方式控制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偏低,而且金字塔层级越多,信息披露透明度越低;实际控制人只担任董事长同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正相关,而控制家族占据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对信息披露透明度具有负面影响,当控制家族中的某个成员同时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时,该影响更为显著.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7 - 201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实际控制人为民营单位时,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及规范,不能仅仅停留在直接控股股东层面,而应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超额劳动雇佣能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吗? ——基于我国税制变更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逐利本性使得企业有动机利用政府的就业激励政策增加税收优惠,减少税收负担.文章以2006—2015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其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劳动雇佣与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负相关;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超额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更低,但在地方控股公司和中央控股公司间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后,企业利用劳动雇佣获得税收优惠的空间减少,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率的负相关关系降低.文章研究厘清了公司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验证了税制变更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差异对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关系的影响,说明政府目标和制度变更会影响公司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税收负担.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制造业482家上市公司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内部控制指数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控制指数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股权集中度、董事监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显著正相关,与权益乘数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指数能够客观定量的评价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同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促进企业加强内控建设、使监管机构快速掌握公司的内控情况.     

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和性别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国家族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并且发现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第一胎是儿子和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性别是男性强化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文章拓展了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特征的研究范畴,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文章为投资者选择具有创新性的上市公司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家族企业激发自身创新活力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集团境外业务内部审计:境外机构的价值感知及工作效果评价

探索境外业务内部审计制度设计,对于推进国家"走出去"战略政策法规的配套完善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以2016年度中国电建集团下属33家海外建设项目及机构为调查样本,以审计客体为研究视角,实证检验了内部审计对国有企业集团境外业务的工作效果及其价值增值功能.研究发现,境外业务实体对内部审计的需求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的工作范围;境外机构感知的内部审计价值增值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对内部控制的完善.研究结果表明,集团内部审计通过强化内部控制,对境外业务监督评价起到关键指导作用,为国有企业集团保障境外资产安全完整提供了经验证据及完善路径.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基于2012年房地产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12年122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与民营控股公司在高管薪酬与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上没有明显区别,说明在市场化和薪酬改革较前沿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与民营控股公司已经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实际控制人的控股比例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绩效的情况下与高管薪酬负相关,在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低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现象存在.同时,文章验证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绩效正相关,但与公司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不稳定.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

选取2007—2016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还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的绩效影响更加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横向并购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迅猛发展,规模空前.其中,横向并购模式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横向并购以后的经营绩效如何,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2008-2010年发生海外横向并购的30家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样本公司并购前1年至并购后第3年共5年间的18个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样本公司海外横向并购前后5年经营绩效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发生海外横向并购后,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表明,海外横向并购非但没有给我国公司的经营绩效带来显著提升,反而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了下滑.在此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     

高管海外背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随着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对社会影响的扩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的核心推动力。以我国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动因为起点,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低法制环境水平下更加显著;而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和高法制环境水平下,高管海外背景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文章将丰富高管海外背景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产品主导型企业海外R＆D的并行工程实现

并行工程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产品开发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研究单位的重视。文章基于对某著名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的调研,结合国内外实施并行工程的案例分析,提出产品主导型企业海外R&D并行工程的一般模式,分别从管理和技术角度探讨了产品主导型企业海外R＆D并行工程的实施方法。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区域差异与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一直被认为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文章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海外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差异对高管团队海外背景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包括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及研发效率。结果显示,尽管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整体上激发了更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但也导致了一定的创新效率损失。高管团队海外背景来源地与企业所在地差异均会影响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在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方面的表现。     

中国企业海外R&D活动研究--以广东企业为例

加强海外投资与R&D活动成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源泉.该文在对有关跨国公司海外R&D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东中兴通讯、华为、TCL、康佳、科龙为例,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探索阶段的海外技术与R&D战略,其中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以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国防R&D、通用目的技术与经济增长

研究国防R&D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理论需要结合技术演化理论,明晰国防部门在技术演化进程中的作用特点。技术发展史分析表明,历史上引致重大技术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GPT）的发明,通常源自国防部门的研发努力,而随着技术演化进程由起步期逐渐迈入成熟期,国防和民用部门中同一GPT的技术轨道将由于部门间技术需求的差异而呈现出先趋同后分化的特征。据此,在GPT增长框架中正式建模分析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及主要机制,并通过数值模拟证明,"军民并举"的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在长期中能够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绩效。在中国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的背景下,继续加大国防研发支出,完善军民科技融合体制机制,将成为中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股权集中、R&D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来自深圳创业板的证据

运用深圳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成长显著负相关;（3）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4）R&D投入强度在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但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强度和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无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厘清了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强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     

需求波动、营商环境与企业的研发行为——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

通过建立企业研发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发现,面对外生需求的波动,不同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的研发行为模式,而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造成的.利用2005-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需求波动如何影响2个地区企业的研发决策行为.结果表明:面对相似的外部需求波动,珠三角的企业比长三角的企业更加敏感,珠三角的企业既不愿意参与研发,也不愿意增加研发投入,而波动对长三角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结合理论模型与统计数据,得出长三角拥有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造成相似需求波动下两地企业研发行为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外部融资方式、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

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我国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以2011-2018年72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测量了金融发展,本文分析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外部融资方式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间接金融效率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研发投入的提高;直接金融的发展没能发挥显著影响。外部融资方式方面,债权融资会削弱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股权融资的作用因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为推进中小企业创新,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研发伙伴类型、独占性机制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企业如何借助外部研发伙伴力量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这一研究问题,以中国241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研发伙伴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以及正式独占性机制和非正式独占性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等科学型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强度越高,对企业的突破性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等价值链研发伙伴的合作互动对突破性创新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非正式独占性机制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伙伴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这说明企业从合作创新中受益的程度取决于自身采取的创新独占性机制的类型和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