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中的数字处理——以《责子》英译为例

汉诗英译中的数字处理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数字的翻译,需要译者具有更深厚的语言文化功底,更广阔的理论视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不同诗歌涉及数字应用的具体情况,辨识出其中包含的玄机,作出通观性的考察,从而提供合理、合度、合法(语法)的译文。文章以陶渊明《责子》诗的几种英译版本为例,从数字的功能维度、数字的修辞维度、数字的文化维度、数字的语篇维度、数字的创造维度等五个方面,对汉诗英译中数字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以期引起诗译者的加倍注意和促进诗评者的深入研究。     

语篇功能视角下《送友人》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应用韩礼德三大元语言功能之一的语篇功能来对比分析《送友人》的两个不同译本。重点分析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对于译文的影响,最后得出语篇功能对于古诗英译翻译批评研究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语篇功能在古诗英译评价体系中有重要作用。用语篇功能理论对《送友人》进行英汉对比分析可以帮助拓宽译者翻译诗歌的思路,相关理论对诗歌译文评价标准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从翻译美学来看孟浩然《春晓》的英译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唐诗及其翻译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久享盛誉。本文从一首家喻户晓的唐诗《春晓》的英译着手,以翻译美学观切入汉诗英译研究,对十四位译者的十五种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旨在阐明:诗歌翻译虽属文学翻译,但又不等同于普通文学翻译;只有遵循并将更完善、更系统的翻译美学理论付诸于实践,诗歌翻译才能做得至臻至美。     

诗学观视角下探析林语堂英译《讨武瞾檄》--以林语堂译本《Lady Wu》为例

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提出诗学观对翻译有深远影响,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讨武"檄》是我国古代檄文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作,林语堂在其长篇传纪文学《Lady Wu》中将此文全篇收录并翻译。林语堂英译《讨武"檄》受到何种诗学观的影响,以及体现何种诗学特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考察《讨武"檄》英译文在字词、句式、修辞以及历史典故层面的诗学翻译策略,揭示译者诗学观对翻译的影响。     

从《长干行》三译文看汉诗英译中的模糊美再现

随着模糊美学的发展,模糊概念引入了美学领域,模糊美成为模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确定性是模糊美的主要特点。中国古典诗歌讲求“意境”、“情景交融”,体现了丰富的模糊美特性。英语诗歌虽然具有较严格的语法规范和严谨的逻辑关系,仍然把对模糊美的追求作为最高境界,这使得英汉诗歌翻译成为可能。不过由于不同层次的语言规则和文化背景,英汉诗歌中的模糊美再现具有相当难度。通过对比李白所作的《长干行》的三首译文,阐述了汉诗英译中模糊美再现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再现模糊美的一些技巧。     

亚瑟·韦利英译《国殇》中的文化缺失

亚瑟.韦利英译汉诗颇具诗名,甚有特色。他对汉语诗律有过深入的研究,采用＂弹簧韵律＂来获取与源诗同样的音韵效果;把重点放在诗歌意象的传译上面,坚持直译而非意译。但是,诗学上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通过对《国殇》译文的解读,分析译诗中音韵上和意象上的缺失,探寻造成文化缺失的原因,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韦利翻译的意义。     

汉诗英译视域下译者主体构成分析

鉴于汉诗英译活动的特殊性,诗体研究和诗歌文化的内在系统成为考察译者主体构成的核心。从诗歌品质分析入手,不难发现汉诗英译的客观特殊性对翻译主体效能发挥存在显著影响,而译者的主体构成特征,或谓翻译者的能动素质,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翻译的最终质量。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也是古诗的审美评价标准。本文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诗意的转换问题,认为用英语进行“再创造”,重现原诗的意象或意境,是汉诗英译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译者的诗学修养、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诗人译诗”或“以诗译诗”。     

论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兼评《简·爱》的两个中译本

文章从“译者主体性”这一翻译理念入手，指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对比评论《简·爱》的两个中译本来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登鹳雀楼》及其英译文的经验纯理功能对比分析

《登鹳雀楼》的英译文已有不少版本,关于汉诗英译的标准也是见仁见智,现今对汉诗英译的评论多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将《登鹳雀楼》原文及其四种英译文进行经验纯理功能的及物性分析,从而探讨汉诗英译的得失,并检验功能语法在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和操作性。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诗艺的讲究：卞之琳论诗断简考释

文章对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在《燕京新闻》发表过两封论诗的书简及发表的情况略作钩沉,并对书简中所谈及的卞之琳译介里尔克、霍斯曼诗作的情况略作说明,由此对卞之琳围绕刘芃如所译霍斯曼诗作的音韵问题以及另一位收信人所问及的写诗的素养等问题,就诗的音乐性及诗的格律、读诗的方法等问题所做的表述加以分析,力求揭示其讲究诗艺的艺术追求背后,试图通过译诗来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写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以格律的创建来推动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这一持久的诗学理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述位理论下《虞美人》及其英译本的语篇纯理功能对比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主述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该理论对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均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主述位理论的角度，对唐代诗人李煜的《虞美人》的三种英译文本以及原语文本的主述位进行对比分析，以期通过对该诗歌的语言学角度语篇纯理功能分析，证实主述位理论可以成为诗歌英译和赏析的一个视角与维度，重新审视一些翻译对等问题，检验主述位理论在诗歌翻译实践与研究方面的应用价值，使语言学理论可以更好地应用服务于诗词英译研究与实践。     

《易经》研究与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美国翻译家梅丹理先生访谈录

论文针对吉狄马加诗歌翻译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代著名汉学家、诗歌翻译家、诗人梅丹理先生。梅丹理先生重点阐释了《易经》研究对其解读诗歌意象的重要启示,并围绕吉狄马加其人其诗、诗歌音乐性、个人民族诗歌翻译方法、成果,以及民族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为吉狄马加诗歌翻译个案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长期受冷落的当代民族诗歌翻译与研究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基于语料库的《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范化特征研究

基于《穆斯林的葬礼》汉英平行语料库与BNC小说库,综合运用语内对比和语际对比模式,对《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的范化特征进行综合考察后发现：英译本与BNC小说库进行语内对比时,在罕用词、名词化词缀、被动句式、关系从句和连接词等特征的运用上都呈现出比目的语原创文本更加标准而规范的倾向,体现范化特征;英译本与源语文本进行语际对比时,在处理原文中超量使用的感叹号时采取了规范化的处理,同时通过大量省译的方式以便更适合目的语的规范,也体现了范化特征。《穆斯林的葬礼》英译本明显的范化特征出于三方面的需要：减少意识形态和宗教冲突、提高目的语读者阅读体验、实现国家机构外宣目的。     

用接受理论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

针对古诗英译标准存在的多样化问题,拟从接受理论出发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分析了接受理论的可行性,并兼谈辜正坤的多元互补标准,从而得出用接受理论指导古诗英译有利于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结论。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秉异归之衡，传唐诗神韵

在诗歌翻译中如何使用异化和归化译法向来是翻译界的争议之一。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相辅相成的。本文拟从西方修辞学中的目标读者视角出发,探讨唐诗英译中异化与归化策略的选择,为不同的读者群架构起一座跨越诗歌文化鸿沟的桥梁。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论《波音顿的珍藏品》和《阿斯彭文稿》中的画意书写美学思想

亨利·詹姆斯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在建筑、绘画、园艺等领域中流行的画意书写美学理念跨媒介性地运用到了小说叙事中。以詹姆斯的《波音顿的珍藏品》和《阿斯彭文稿》为例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詹姆斯画意书写的创新之处。研究发现詹姆斯在这两部小说叙事中借鉴了画意书写派常用的透视缩短、色调对比以及衰败古旧的理念,把小说创作成具有双重视角张力之美的、透露着浪漫主义感伤情愫的画作。画意书写是詹姆斯尝试图像叙事的重要表现方式,他突破了传统画意书写以自然景物为中心的做法,转向人文场景,专门探讨人与艺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