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哲学思想

范蠡是春秋后期人,生于楚国,出身微贱,后到越国。据《国语·越语下》的记载,他与文种是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发愤图强,灭吴称霸的谋划者。据《史记》载,灭吴后,范蠡为上将军,自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乃弃越去齐,变姓名在齐国海畔治业致富。齐国想用他为相,范蠡辞相印,散家财,移居当时的商业中心定陶,自称陶朱公,从事贸易,“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又致大富。从范蠡生平来看,他是一个政治家和大商人,又是     

於越名称居地和越国疆域变迁考

於越,也称于越、大越、内越,是百越的一支。最早的首领叫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陆陵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经过若干年代后,才“稍有君臣之义”①。传至允常时逐渐强大,开始称王,并与句吴交兵。允常死,勾践立,公元前494年为吴王夫差所败,与吴构和,勾践入吴为质。返越后,重用文种、范蠡,实行社会改革。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范蠡筑城何处求——《越史丛考》读后

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写道:“越于勾践之世已封子弟为王为君。《路史·国名纪》丁载:《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742年)越相范蠡所筑’。”又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周元王四年为勾践灭吴之年,范蠡于是年筑城,是勾践于灭吴前已立东瓯也。既立东瓯,宜当亦立闽越。东瓯都于东瓯,《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个之永宁也’。略当今浙江温州。”论定范蠡于周元王四年筑东瓯城。据此论证“是为勾践行分封之确证”。用以推翻《史记·越世家》有关史实的记载。蒙文通先生的这个论断关涉温州古代史的问题。胡珠生同志据此在《温州日报》发表《范蠡初建东瓯城》(1986年1月19日)、《“范蠡初建东瓯城”再商榷》(同年3月30日),论定“为了有效地巩固后方,勾践派相国范蠡前往东瓯筑城”。范蠡在东瓯开发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又称:“这两段夹杂在上元县‘故越城’下的《越     

西施下落探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不数年而一举沼吴雪耻。是役西施之功,实不在文种、范蠡两大夫之下。但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在关亡之后不见露面。究竟下落何处?致后人猜测纷纭,一曰:越沉西施于江。再曰:范蠡扁舟载西施归隐五     

于越的来源与迁徙

于越,为于人与越人结合而成。越人为夏禹之裔少康之后,是百越中文化最发达的一支,后来与东夷族於(于)人结合成为于越。商灭夏后,夏桀率领一部分夏人南巡南巢(安徽巢县),用石钺开发江淮,形成了越族,也是越族南迁的开端。到商代中叶,仍留居于中原的一部越人,于商作长期的斗争,又与盂方结合逐渐形成于越。于越在商朝不断的打击下,便逐渐南迁于江汉之间,随着楚人向南发展,于越只得转向东南迁徙。后又被周穆王所征讨,才由江淮转入浙江(钱塘江),最后渡过浙江,定都于会稽,以浙江为防御北方来侵的天然防线。并将其始祖夏禹的陵墓及会稽故地也移到今绍兴来。周代便兴成了越国。不断和自北方迁来的吴国——周朝的王室作艰苦长期的斗争。而吴国背后有同姓强国晋国的大力支持,而晋、吴的共同敌国楚国又与越国联合,形成了以晋、     

于越在历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于越是我国南方古越族最先进的一部分。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看:我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应是越族先民先创造的。商朝时期的蛮或荆蛮,大概也包括了越人在内。甲骨文中的粤与粤族(越族)有何关系尚待研究。西周时对越族的称谓有越、于越、越裳、扬越和闽,于越已正式见于文献记载。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早期,于越是越族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他们在江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越国,共传八代历一百六十多年。后来,越国被楚国所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汉代,浙南的瓯越(东越)又活动一段时间。于越及其先民在历史上对缔造祖国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于越先民创造了河姆渡文化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于越又是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地区历史的主人,他们创造的高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代表了百越民族的文化特点,为中华民族绚丽多采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越国固陵城考辨

萧山市西的西兴镇,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史称“两浙往来一都会”①、“浙东第一关隘”②。1 西兴古为固陵、西陵,见于历代文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春秋末期,吴、越交兵,越大夫范蠡在钱塘江南岸筑城固守,名固陵城,也称敦(屯)兵城。“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长期以来,范蠡被民间尊为固陵城的守护神——城隍,并建庙奉祀③。东汉建安二年(197),孙策引军渡浙江,会稽     

论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的誉称,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总结历史经验,开发人才资料,振兴浙江“文物之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 浙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便已出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他们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对祖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号称“五霸”之一。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说:越国能称霸于时,“其内部必有很大的进步,才能和中原文明之国相敌,是无待于言的”。当时,越国“人才辈山,竟为春秋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陆克文：他曾“身着中山装，手拿红宝书”

陆克文再次成为澳大利亚总理,那么,拥有“中国通”、“反华派”双重标签的陆克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任总理,他又将实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其实,这些不仅仅和他个人有关,背后还有澳大利亚势力强大的选民和反对党,以及同样不可小觑的美国。     

吴越战争与藏军洞

纵观吴越之战,为了防御需要,就必须在边邑沿太湖,沿长江的山岭上设置军事措施。从嵌在吴越之间的太湖来说,越环湖之地有吴兴、长兴。吴有宜兴、武进、无锡、吴县、吴江。面积达二千二百十三平方公里,旧有三万六千顷之说。太湖中有七十二峰。湖中诸山以马迹、夫椒山及东西洞庭山为著。夫椒山就是吴越之战的战场,如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夫差伐越,败越于夫椒,夫椒二山,在太湖北境。《越绝书》云:“子胥知时变。为作兵,为两翼,夜火相应,即其处盖诱之深入而歼之越狃于常胜,轻进以致败也。”所以吴越之战,攻伐进退皆由太湖。吴王阖闾时,阖闾就注重于太湖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尝试士于五湖之侧,进行实地演习。所谓练者,即阖闾练兵所凿在太湖鸿鹤山西二里。而越国也注重于太湖的战略位置,如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越用范蠡谋,以舟师压五湖,凟而降不战以困之。由此可见沿湖的山脉就必须有军事设施,如藏军洞和军事堡垒等。     

读《越国文化》有感

读《越国文化》有感梁白泉这几天,读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今年１月出版、由方杰主编的《越国文化》一书不免有很多的感想,略抒浅见。首先,是作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科研课题、纪念越国建都２４８５周年而编著的《越国文化》,选题及时、正确,填补了...     

三十五年来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回顾

(一)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渊薮”,文物丰富。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七千年前,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已出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春秋战国时,会稽(今绍兴)曾是越国的首都;越国的铸剑技术名闻天下。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鉴湖,灌田九千顷;制瓷技术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铜镜工艺别开生面。吴王濞在德清目干乡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国     

汉字是如何向周围传播开的

众所周知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推翻夏朝的殷商使用的是甲骨文、金文等独特的文字。甲骨文的起源虽说不明 ,但其发达的形状和文字数量之多也表明了其历史的悠长。目前所见的殷代的金文字数并不多 ,特点是更像图形。周灭商后虽说继承了商朝的甲骨文 ,但主要是发展了金文。从大量残留在铜器等物件上的铭文中可以看出 ,这时的字形已具备了文字的形态。西周后期到春秋初期 ,金文与中国文明开始进入长江和珠江流域 ,成为这一带通用的文字。春秋战国之后 ,南方的吴、越、楚等国出现了很有特色的字形。楚国南方多虫蛇 ,于是创造了有浓厚地方色…     

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

“无赖派”又被称作“新戏作派”,是日本继“战后派”后 ,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无赖派作家们企图如实地记叙当时虚无、颓废的混乱社会 ,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在战后的开放气氛中 ,雄居文坛前沿 ,“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本文试就这一流派的形成、文学特征及主要作家作品予以探讨 ,以期明晰这一段复杂多变的文学历史。无赖派的形成与文学特征　　日本的战后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人们一方面匆匆地抛弃旧传统旧道德 ,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替代 ,精神低迷 ,处于迷惘、不安、绝望的状态。在这个混乱的社会现状中 ,以往受压抑、受禁梏的…     

论吕祖谦

吕祖谦(1137—1181)是宋代的理学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与朱熹、张栻齐名,人称之为“东南三贤”,“鼎立为世师”。他在学术上力图调和“朱学”与“陆学”之间的矛盾,并“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另一方面又接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从而自成一个学派——“吕学”,在当时的思想界颇有影响。朱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越国固陵城再辨——兼与王炜常商榷

近阅王炜常《越国固陵城考辨》,使我不能苟同,特撰此文与其商榷,并求教于行家。众所周知,春秋晚期吴越结怨,烽火四起,战争频繁。公元前494年吴越二国曾在夫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夫差二年:“吴王悉(发)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而据《越绝书·记地传》称,由于越王勾践错误地任命了“贪而好利”、“无长策”的“细人”石买为越军主帅,石买发兵至钱塘江上,即“斩杀无罪,欲专威服军中,动摇将卒,独专其权”,导致“士众鱼烂”,越在此战役中惨败,退守会稽山,最终向     

马来—玻里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

我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太平洋岛屿文化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最近有资料表明这两种文化之间有着史前联系。中国南方有些少数民族是3000年前曾建立于绍兴的越国人的后裔。越文化的影响或遗风也明显地存在于他们之中。中国的学者从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亦发现越国人又是距今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的后裔。而新石器时代的人又与马来—玻里尼亚人的祖先十分相似。大量的语言、习俗、物质文化方面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越国人的后代与马来—玻里尼亚文化有悠久的联系。中国的学者偏重于研究和注意越文化对后来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百越”一词也不甚科学。如果考虑到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发展中所汇聚的数量众多、风格各异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百越”一词显得有些含混。事实上,有些文化习俗的发展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疆界,甚至到了东南亚以外。“百越”是指直接     

对西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

川滇缅印商路很早以来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法人伯希和认为这条商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而我国张星烺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的附录《“支那”名号考》一文中说:“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自西域告归,已明言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滇越国,以今地理考之,当在大理府,当时蜀贾已有贩运货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而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也。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也。”近年来,我国学者也著文较为系统地论述这一条商路的情况,有的同志认为这条商路起源很早,规模颇大。《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张骞在大夏看到邛竹杖和蜀布的记载是川滇缅印商路“起源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