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分析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叙述了清朝末年至建国初期渭河平原五十多年变迁的神奇史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投身于大革命却牺牲于政治迫害的白灵;有被丈夫抛弃,最后却被父亲下重药医死的鹿冷氏;有不甘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却以悲剧收场的田小娥。无论是新时代的代表女性白灵,还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鹿冷氏,还有那位特立独行、为人所不齿的田小娥,她们都只是当时大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女性的缩影,可以说,这三个典型就代表了当时所有的女性形象。     

从田小娥形象看陈忠实对宗族文化总体性的拷问

田小娥是陈忠实构思《白鹿原》首先“跳出”的人物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田小娥“原欲”的抗争性和悲剧性,以“反向写作”回应县志中“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一方面通过鹿三、白嘉轩、高玉凤,实现对田小娥的纵深“否定”。这种矛盾心态与挖掘“民族秘史”的写作目的相互作用,使田小娥形象形成四种基本内涵:被歧视的“工具”（弱女）、大胆追求感性快乐的情感主体（欲女）、具有牺牲精神的复仇女性（仇女）、母性未泯的关怀者（凡女）。田小娥内心渴望被宗族文化认可、接纳,但实际行动与宗族文化渐行渐远,如果以田小娥为观测点,《白鹿原》中诸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又获得一种生动而深沉的寓意。陈忠实借助这一形象,直面宗族文化,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性进行拷问。     

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白鹿原》女性形象论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以男性为尊的社会里,女性的世界黯然失色.田小娥因不甘屈辱的境地,惨死于公公之手;聪慧果敢的年轻女革命家白灵,却被毕政委以清除"叛徒"的名义残忍的坑杀;鹿兆鹏媳妇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被父亲毒死;还有一群谨守着传统礼教的"沉默羔羊",则被完全笼罩在了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     

路翎小说的身体叙述

路翎的小说中,人的身体(包括身体外形、动作、肉身体验等)是生命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描写在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这些作品中展现和批判了几千年精神奴役下的奴性身体以及战争环境下的物质化身体,通过描绘运动的、充溢着原始强力的生理身体来解构社会身体。同时,也肯定了作为意识存在和肉身存在统一体的身体形态。     

论小说实行生命叙事的意义

生命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它把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生命叙事是对生命现实的反思,它把叩问人类心灵的意义、慰藉和照耀人类的心灵作为自己的使命。生命叙事既要切入个体的生命体验、又要超越个体的生命体验,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生命力量。生命叙事应该成为作为“人学”的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方式。     

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的难点

本文侧重考察了后期梅洛-庞蒂关于肉身概念的思考.梅洛-庞蒂将肉身由一个本体概念发展为一个本体论概念,即世界之肉身.本文从胡塞尔及梅洛-庞蒂关于触摸的理论入手,揭示出身体的可逆性概念,从而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认识模式.可逆性同时也意味着身体属于世界,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揭示了一个更源始的存在.从肉身到世界,从世界到肉身,二者其实不过是同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但是,这样一种扩展,是否具有合法性?实际上,这样一种扩展是以肉身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为前提的.于是,梅洛-庞蒂两次遗忘了现象学:一,将适用于肉身的扩展到世界;二,虽然他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却又重新在肉身内部建立了新的区分和新的对立.     

《垂死的肉身》中性爱书写的伦理拷问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性问题是备受读者和批评界争议的话题。但这种性爱书写折射出当代美国社会性伦理观的嬗变和罗斯本人的性伦理观。本文以《垂死的肉身》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罗斯小说中的性爱书写是美国当代社会历史在文学文本中的反映,也是对传统犹太性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和张扬。小说中的性事书写作为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助推器,融入了罗斯对性爱伦理的拷问,体现出他对生命个体的理性与情感的关注。     

“权力的本质其实是肉身的”——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二

肉体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肉体化,是莫怀戚展开小说叙事的一大显著特征;文学和整个社会一样,它对身体和性的想像无一不是布满了意识形态、权力与文化的符号的陷阱.这种关于身体和性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符号预设,完全是根据权力话语的需要来进行建构的;权力建构既有随心所欲,即所谓灵活性的一面,同时又有顽固保守,即所谓坚持原则性的一面.权力回复到肉身化,是权力本身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更加重要的是,权力的肉身化归位,是引发和带动全社会回复到肉身化世俗欢愉盛景的关键和前提.     

福楼拜的文化人格与小说的现代文化意蕴

福楼拜认为,物质的、肉身的东西是不能永恒的,而人是物质的、肉身的,因此,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与痛苦的。他的文化人格远离了近代基督教一人本主义文化价值体系而近于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他的创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释人的生命本体的价值与意义,具有现代文化意蕴。     

共通感与肉身的焦虑

共通感以灵、肉、物的感通为至尊愿景。审美共通感中,理性纯粹对肉身的宰制;消费经济中,商品物化对肉身的贬抑——肉身的焦虑即肉身的政治和经济学批判严肃地指向了社会共通感的非功效。无论是身体上的政治刻画,还是肉身上的消费符码均无一例外地将肉身拔扯到与logos或物平齐的位置。而肉身的非逻辑性则成为思之未思项,肉身的直觉具体性、特殊性的归位体现了现代性原则中保持多元审美风格的要求。肉身直觉是心灵之肉和身体之肉感通的诗意通道。     

对传统基础主义的颠覆:皮尔士论可误主义与科学理性

科学经常被视为人类合理性的典范,传统理性主义者试图从基础主义来说明科学合理性,似乎取得了成功,但皮尔士不以为然。他强烈反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可误主义认识论。然而皮尔士并没有因此否定科学合理性而走向相对主义,他以"无限探究共同体"取代了康德的"先验自我",重新探索了知识的可靠性基础问题。认为认识的根据和条件是探究者共同体,认识无非就是探究者们在长期探究之后确立起来的一种共同信念或一致性的看法。     

用身体聆听：感受力与感觉批判

语言符号表征下的聆听是非物质性的,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在量化声音的过程中促使聆听物质化,物质化聆听尽管悖论性地远离了肉身性的感觉体验,但也为身体聆听提供了有利条件。身体聆听以整个身体作为聆听器官,作为共鸣器的身体向情境敞开,与情境相互生成,使得感受性处于流动的不确定状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身体聆听在向多重感觉和情境敞开的同时也向认识和思维领域扩展,经由肉身感受力为基点的身体思维,感觉批判被赋予了沉浸式的抵抗力量。     

解构：网络时代传统文学经典的“命运”—以《西游记》的网络改编为例

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之路,同时也是被解构之旅.传统文学经典的网络化解构中,经典情节与经典人物被刻意变形,突显出现代化与肉身化两个主要特征,戏仿是其主要运作机制.网络对传统文学经典的解构,一方面是基于网络的技术特性、人文特性,另一方面又与近十几年来文坛"去经典化"的动向同声相求.网络文学迅速显出落潮迹象,与其对文学经典一味解构而不是潜心自我建构有很大关系.     

长生不死及其伦理意蕴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它既不像耶教以死后的天堂复活来吸引生人,也不似儒教从精神不灭中去傲视死亡,更非佛教视人生为苦海、以死亡为解脱之途,而是要保留一个肉身的自我,坚信肉身与精神同在,执着性命双修,追求"生道合一"的神仙境地,获取"长生不死"的永恒价值.     

论小说叙事的生命内涵

小说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可以称之为生命叙事。它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对生命现实的沉痛反思,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并且力图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使命,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精神力量。     

不羁的生命精灵——田小娥与卡门形象比较

田小娥和卡门都拥有着美丽的容貌,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们都有着叛逆的性格,并且最后都被人杀害。但是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在个人追求、生存方式和悲剧的成因上是不同的。田小娥追求的是做庄稼汉的妻子,她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而卡门追求的是无任何具体形态的自由状态。她们命运的不同在于文化根基的不同,田小娥的命运体现着陕西关中文化的内涵,卡门的命运则是深受吉普赛文化的影响。     

小说的生命叙事与人的生命建构

生命叙事把对人类肉身生存境况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境界的精神追求；它描述生命从物质到精神的孕育、产生、冲突、升腾的变化过程，是在对生命现实反思基础上的想像和升华。生命叙事的起点及归宿都是对蓬勃的生命状态的渴望和追求，它把叩问人类心灵的意义、建构理想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历史小说巨著,小说以关中地区白鹿原为背景,真实地展示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近50年间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剧烈冲突。小说中塑造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悲剧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冷漠残酷、灭绝人性的一面。作者以他对旧时代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深刻把握,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     

论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萌蘖于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堪称人的存在的生命之流中一次壮丽的喷涌。它从哲学上对个体生命及其自由的肯定和追寻,对自身传统的固守和捍卫,构成了对理性主义和线性进步史观的巨大反叛。然而,这种反叛并没有走向完全意义的反题,而是一个有力的反拨和矫正。浪漫主义对生命及其自由的追寻,成为马克思进入哲学的最初动因。作为思想生长的可能性前提,这位哲学变革者与浪漫主义的精神共鸣意义重大,马克思对意志自由及其历史实现的求索、对人类童年作为历史生成及其复归的价值参照的肯定以及对反讽形式的重建都依稀留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基因,就此而言,浪漫主义足以奠定其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史前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