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它以信任与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根本目的,强调对社会的整合治理。该模式对行政伦理提出了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信任等要求。为了有效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可从内部与外部控制入手,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进行行政伦理宣传,开展行政伦理教育与职业道德培训,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实施道德激励。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     

行政伦理视阈下政府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路径选择

为"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保障与改善民生政府责无旁贷。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由国富向民富的华丽转身,保障与改善民生是其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与追求。而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推动发展,保持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制度设计中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以及通过行政人格的建构提升行政人的素质是政府保障与改善民生充满行政伦理意蕴的路径选择。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和谐社会语境下破解行政垄断的新探索——以社会治理理论为视角

政府主导型改革模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或破坏竞争、扭曲市场秩序的行政性垄断危害加剧,而社会治理则为破解这些危害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模式。我们在深入剖析行政垄断产生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益和谐的解决理念,并从培育多元主体、进行文化改造、推进经济发展和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入手构建出体系化社会治理行政垄断的解决路径,从而真正体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诉求。     

儒学"为政以德"传统与现代行政伦理

儒家"为政以德",特重官德修养,不仅是儒家"治道"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儒家"治道"讲求的是透过德治而使整个社会达到理想境地,故其又是儒家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内含着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精髓。这一思想隐含着中国式的"幽暗意识"。作为传统资源,这种思想可以运用于现代行政伦理建设,而这对于反腐倡廉亦有重要意义。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网络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以身份映射关系为视角的考量

网络技术已经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肌理,影响着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公民生活和国家生产在网络技术的架构上进行重新调整和组合,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类型,即网络社会.其虚拟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分散性的社会特征弱化了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导致一系列的网络失范行为,同时造成以主体意识和身份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措施无法发挥的预期效果.通过对网络社会治理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种基于身份映射关系的网络身份管理路径,以期对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困境

人类社会治理的变迁史是伦理的作用日益凸显的历史。经由原始社会,人类进入统治型社会。统治型社会是按照统治阶级意志,通过权力和伦理的紧密结合来进行社会治理的。这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摆脱了原始社会的混沌状态,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并蕴含着诸多治理智慧,从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只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修饰、支持与补充,从而导致其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情大于法"、忽视个体价值、在某些领域难以发挥作用以及道德专制主义等诸多消极影响。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以Y青年总会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行政伦理与公务员廉政建设（专题讨论）——公务员伦理法制化问题探讨——以日本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为例

当前,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中尤以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备受关注。作为中国的邻邦,日本在公务员伦理法制化建设上有着较为严谨的结构和相对成熟的经验。通过追溯日本公务员法制化建设的由来,剖析其在伦理立法、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伦理法制内容,以及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养成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旨在呼吁中国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公务员伦理相关立法、加强公务员伦理法制管理与监督、丰富公务员伦理法制内容以及提高公务员伦理法制意识。     

财富伦理与社会正义:“道德治理”的公共价值逻辑

人类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实践进程中,功利与德性、财富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思想史上的重大难题.社会的治理者如果找不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方略,使得二者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合理的制衡与良性互动,势必会带来“畸形的”财富观念,以及由此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本文立足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严峻社会现实,提出了以财富创造、拥有和分配的人民共享为基础的化解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方略,力图为中国民众追求、实现幸福而美好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方略.     

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法院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沿阵地,理应承担更高的治理之责。然而近年来,基层法院出台大量应景式措施,出现解纷功能异化、资源分配不均、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规则供应不足、考核机制固化、司法的谦抑性等多方面的制约,根源仍在于基层法院在治理格局中的职能定位不清。在回应型司法的语境下,为破解当前困境,应从司法谦抑和司法能动的关系出发,以个案裁判为基本引领,确认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应然定位是司法裁判。基层法院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遵循适度性、适时性和适格性的原则。基层法院应从源头预防、类案引领、诉内防治、风险管控四个维度打造“判决导向型”的协同化治理模式。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生成——以行政现代性趋向为分析视角

行政伦理的价值体现在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两个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公共法律与制度规范体系的盲区,为行政伦理价值生成留下了空间,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也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精神存量资本”。从宏观角度看,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的“责任中心主义”愿景及其道德价值蕴涵,折射出世纪之交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与行政现代性追寻的历史耦合,不仅摆脱了传统官僚制行政的“技术主义”羁绊,而且开始走出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效率至上主义”泥潭,展现出现代性行政所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的价值面向,行政伦理的建构有了更深厚的价值合理性基础。     

乡镇政域农民参与社会治理保障机制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行政行为为视角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但参与治理的实际效果如何往往取决于乡镇政府能否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而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又与乡镇政府马克思主义政治-行政行为有着正相关性。乡镇政府愈是重视农民参与,并能积极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该政域的农民参与社会治理就会出现良序的状况,反之则会较为萧条。在治理保障机制的建构中,法律制度、社团组织、信息网络、资源经费和教育培训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更为重要。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