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关于鲁迅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的几个史实补正

近来,一些同志对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讨论文章多起来了,这是好现象。最近我们根据调查,对此诗亦有一些想法,现把一些意见写出来,供讨论此诗时参考。一、此诗应何人请求而书及它的创作时间: 本诗原来没有诗题。起先我们以为是杨霁云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秋编《集外集》时加上的。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九日杨先生自己写了一封信告诉别人,说:“两首诗的题目(按:指《湘灵歌》和《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不是鲁迅原有的。”最近,我们发现在杨霁云编《集外集》之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里,高疆写的《今人诗话》一文     

《宋诗纪事》“朱张林联句”辨正

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八 ,从《南岳倡酬集》中录下《路出上背仰见上封寺遂登绝顶联句》和《自上封登祝融峰绝顶联句》两诗 ,系之朱熹名下。其实 ,这两首诗并非朱熹、张、林用中三人的联句。前一首诗是张所作 ,在张《南轩集》卷二中 ,题目上无联句二字。从该诗所云“竹舆不留行 ,及此秋容霁” ,“昔游冰雪中 ,未尽登临意”来看 ,此诗显然写在朱、张、林乾道三年 (公元 116 7年 )十一月共游衡岳之后的一个秋天。后一首诗是朱熹所作 ,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中 ,题为《自上封登祝融峰绝顶次敬夫韵》。在资料的可靠性上 ,《晦庵先…     

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把嘤鸣比喻为朋友“同气相求”,若星流电激,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 194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复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的一首七律的。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年5月“饮茶粤海”之时,又于1945年“索句于”重庆。1949年3月柳亚子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京,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他又与毛主席有诗词唱和。我们就按这个时序,来谈谈他们两人的交往的时代背景和诗词内     

读郭沫若步鲁迅韵的两首诗

郭沫若曾经先后步鲁迅同一诗韵写过两首诗,两次都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和个人生活、创作的关键时刻。他自己很重视这两首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他和鲁迅之间关系的本质和主流。第一首写于一九三七年,收入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战声集》。郭沫若在北伐战争和参加南昌起义以后,由于革命转入低潮,为了保存和准备力量,他离开祖国,旅居日本,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但是,在这十年中间,他一天也没有忘怀苦难的祖国。日本朋友们知道,他庭院里种的雪白的木莲     

南方的期冀与北方的梦魇——舒婷、北岛比较论略

在北岛的诗作中有首十四行的短诗——《一切》.这首诗写于1976年,明显地烙印着十年动乱留下的感情伤痕,对人生表达了深沉的感叹和痛苦的思索.南方的诗人舒婷读了这首《一切》,于1977年写下另一首《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从与北岛不同的感情方向抒发了对于人生的热情与信念,这两首诗,都早在读者中流传.     

关于《杜臆》的一条解释——杜甫《醉时歌》句“灯前细雨檐花落”

<正> 我在一九六二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前,写过一篇简略介绍王嗣奭和他的《杜臆》稿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上,当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杜臆》原稿影印本,由顾廷龙同志写了前言,着重介绍王氏生平和此书稿本的情况;次年出版了排印本,由我写了前言,着重分析此书的思想艺术,后来,寓居澳门的曹树铬先生作了《杜臆增校》一书,在香港出版。这些,使王嗣奭其人和《杜臆》其书为国内外研究杜甫和杜诗的人所     

元好问的“外家”在何处?

元好问写过一首《外家南寺》诗和一篇《外家别业上梁文》。这个“外家”在什么地方呢?《外家南寺》自注说:“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郝树侯先生在《元好问诗选》《外家南寺》诗的题注中说:“清道     

“均露均霜”应作何解

在武则天的《石淙》诗中,有“均露均霜”一语。郭沫若先生从肯定均田制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歌颂均田制的,是武则天保护均田制的根据(《我怎样写<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7月8日)。黄永年先生则从否定均田制的角度说:这均露均霜只是即景成文,与田之均否略无关系(《评郭沫若同志的武则天研究》,《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究竟“均露均霜”是什么意思?惜二位先生未作深论。我认为“均露均霜”确实没有歌颂均田制的意思。一、据《全唐文》卷97《夏日游石淙诗序》记载,武则天写《石淙》诗,完全是为了赞美石淙一带的自然形胜。二、从当时群臣所写的应制诗来看,也没有     

《百年敦煌》:对敦煌学百年史的审视与反思

《百年敦煌》：对敦煌学百年史的审视与反思●水渺如果从１９００年道士王圆发现藏经洞算起,敦煌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值此,雒青之先生撰写的《百年敦煌》一书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此书以王圆、斯坦因、伯希和、张大千、常书鸿、...     

绘画文化与文化画学——评邓乔彬教授的《宋代绘画研究》

继《有声画与无声诗》①、《中国绘画思想史》②之后,邓乔彬先生又一部研究中国绘画的专著《宋代绘画研究》于2006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在中国绘画研究领域,邓先生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路数与风格。十年前,初读《有声画与无声诗》,便有感于邓先生多角度分析诗画异同     

阿垅的诗论——《诗·人生·现实》序

1939年,阿垅写下了他的第一篇诗评。此后十年间,他一共写了约七十篇评论,后来结集为《诗与现实》三卷,于1961年出版。1948年,他还写了一本题为《人与诗》的专著。如果再加上1954年写成的《诗是什么》一书,那么,他为我们留下的专门谈诗的著作,就有一百四十多万字了。 近三十年来,阿垅的这些论著,几乎没有人再     

让诗学走出理论的误区——石天河《广场诗学》评述

出书难,出好书也难。经过多方努力,石天河先生前几年就脱稿的《广场诗学》终于出版。这是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诗学专著。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引用歌德的话:“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发现诗的基本原则;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诗与真》,见《西方文论选》445页)并认为歌德这句写于十七世纪的话,至今仍基本适用。文章发表后,曾被人指责为“悲观论者”。自然,对于诗的一些艺术规律,我们并非一无所知。然则,即在又过了十多年后的今日,谁又能断     

个体研究的深入与整体研究的示范──评《李商隐诗歌研究》

自宋以来,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在李商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岑仲勉先生曾感慨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在前人成果甚丰的情况下,刘学错先生的新著《李商隐诗歌研究》不是匆忙地利用前人成果写关于李商隐诗歌思想艺术分析专著,写大部头评传什么的,而是通过对前人成果认真的总结与辨析。看到了即使有“后世治之最勤”的客观事实,但前人的准备工作有许多需要加强和补足的环节。他和余恕诚先生合作,出版和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辑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诗…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正式出版

有“民国四公子之一”之称、我国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遗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洪宪纪事诗三种》之一,正式出版。张先生这一遗著的问世与本刊有关。《社会科学战线》创刊之初,即将《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列入了选题。但本刊毕竟是杂志,不可能全文发表,只选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情况为当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吴德铎同志所注     

不断进取,有所作为——怀念冯文炳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先生是“以‘废名’出名”的作家,是一位颇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家。早在一九二二年秋,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那时的作品大多收在他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里。后来,他更以废名的笔名陆续写了四本小说,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一九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以及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至于连载     

悲与喜的错位——女性视角下对“乐府双璧”故事的新思考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其叙述的故事家喻户晓,对这两首诗的主题倾向以及两个女性的形象接受几成定论。本文试图纯从女性视角出发,从分析两个女性入手,对这两首诗歌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无止境齐书简抄(二)

孟实先生: 今将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第二卷第一分册寄上。第二,三分册将陆续奉寄。第一卷修订本共两分册,将在五月间出版,目前尚在校看清样。关于写《李自成》这部小说,我探索了一些美学方面的问题。在美学问题上,所有文学体裁,具有共性,自不待言。但是诗和     

神游忆写 不似之似——张大千黄山画艺术初探

张大千的黄山画数量颇丰，建树甚高；他与黄山结缘始于何时，有何感悟？对大师的黄山画艺术我们又该如何一窥堂奥，且请陈祥明先生领我们初探门径。 程亚星《珍爱生命 共享和谐》一文。写事真切，用笔有情。     

漫话李商隐的《嫦娥》一绝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的著名诗人。他写了不少《无题》诗,“清词丽句”虽为鲁迅先生所推崇,也为大众所传诵。然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以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嫦娥》一绝也如此,历来解释不一。诗曰: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评介《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

王如绘先生的新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199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刊行问世,共分九章,全书35.4万字。当年3月间即蒙作者寄赠此书,一直无暇详读。到我游美回国后,接获作者邀请我写书评的来信,言辞恳切,友谊难却,尽管夏日炎炎,只得勉强应命,静坐下来,从头至尾,仔细拜读了全文。此书给我的总印象:是近年来近代中日关系研究领域里绽开的一朵新花。诚如戚其章先生在序言中所说:“长期以来,未能见到一部全面论述有关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的专著问世,……本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史学研究的此项缺陷。”戚先生在序言中所提本书的三大特点,即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