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广西工业化建设与资源配置全球化

加快推进广西工业化 ,重要的是把握我国入世的机遇 ,树立全球化配置资源的观念 ,把广西工业化建设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积极接受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主动与大型跨国公司开展合作 ,加大在国际上融资的力度     

全球化与中国西部工业化的机遇、挑战、战略——以四川为例的思考与分析

西部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不如东部有优势,但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中国经济新一轮以重化工业化为特点的快速增长,东部地区出现的水荒、电荒、工荒、成本上升和产业转移,为具有重化工业优势和廉价劳动力、能源优势的西部带来了机遇;区位劣势确实是西部的硬伤,西部地区既要抓住东部产业转移机遇,还要重视发展短小轻薄产业和临空经济;东部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     

组织边界的确定过程

本文从对“边界(boundary)”一词语义解释出发,结合当今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对企业性质与企业边界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组织的基本认识,提出了基于组织参与者在组织的目标、能力和环境的三角关系中的行为来理解组织的新模型。并据此指出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边界,组织边界实质是组织活动涉及范围的提醒。组织参与者依据组织目标对能力和环境的认知、评判和努力形成的循环确定了组织边界。     

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看交叉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大量的事例进行剖析 ,阐述了有许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因素限制和影响了从事重要商业活动管理人员的工作。指出由于文化因素是与社会环境相连的 ,环境发生变化 ,管理系统也必须随之改变。要使管理工作有效 ,则必须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管理方式。企业应有针对性地对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有关人员进行交叉文化方面的培训 ,以使他们适应相应的文化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新型工业化

市场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器”。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却难以成为净增加的金融和技术资源以及促进符合市场原则的经济结构或体制因素。中国新型工业化必须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同时协调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矛盾。     

后现代化与全球化

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框架,是20世纪后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全球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从全球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全球化理论同样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擅长将某一社会的"外部"变量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考察;第二,着重关注西欧圈与非西欧圈合为一体的"地球",是一个主要用来解释非西欧圈问题的范式。     

试论网络组织的边界

企业的边界问题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网络组织作为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一种中间层组织,是否有边界,其边界特征是什么?本文基于企业的性质是一种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这一认识,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其资源所决定的。而这种资源又可划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种,因而,企业的边界分为由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和由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而网络组织的边界是一种能力边界,其变化呈多样化的特点。     

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机理及启示

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取代流通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内部比重最大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消费混合功能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均上升,反映了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方向.决定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深层因素有四个:人均收入、城市化、分工与交易费用.当前,消费性及生产消费混合功能性服务业是我国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的新的经济支撑点.     

二战后日本工业化与职业教育及其启示

二战以后,日本工业化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成为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究其原因,其发达的职业教育对工业化的最终实现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借鉴日本工业化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得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启示:鼓励和呼吁产业界积极介入职业教育;创新职业教育制度,为工业化发展服务;加强职业教育改革和建设,为工业化培养各类人才.     

从“去实践化”、“去本质化”到“去美学化”——关于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代中国美学经历了从"去实践化"到"去本质化"再到"去美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实践美学乃至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脱胎换骨最为成功。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美学则面临着从"美学"到"后美学"的根本转换,"美学的重建"与"非美学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     

以信息化带动我国工业化的几点思考

当今世界 ,信息化的浪潮汹涌澎湃 ,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新的发展机遇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新型工业化道路: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互动与融合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互动与融合,市场化是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主要动力,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发展和结果.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是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三者的融合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进信息化;要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     

现代化、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研究——西方社会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演化

意识形态研究是西方社会学贯彻始终的基本内容之一.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经历了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西方社会学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学应当明确认识西方社会学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历史演化和当代课题,对中国社会各种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     

全球化、现代消费和人的认同

当生产方式逐渐被现代性车轮碾平的时候,消费似乎已经成为塑造和表征人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主要因素。消费已经成为界定人们的存在、个性、政治立场、价值观和文化定位的标志。我们应该把人们的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特别是精神发展的消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借助现代性力量构筑人们的现代认同而避免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路径

当前,全球化和后工业化已经成为一场现实的运动,它意味着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以公共行政为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问题。由于近代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变革中,必须选择构成主义的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变革路径,而且,人类也完全能够在构成主义的路径中自觉地规划革命的进程。后工业化的社会革命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它的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公共行政的变革则是其突破口。这场变革的基本目标是,建构合作的社会及其道德的制度。     

“全球化”问题的哲学反思

本文阐析了全球化的主体与受体 ,区分了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观愿望与世界历史的客观趋势 ,论述了“赞成”或“反对”全球化的具体涵义 ,甄别了全球化的实质不是西方化而是普世化。     

标准、准则的全球化概论

国际标准、准则的设置和实施虽然不直接涉及到资源流动(跨国投资和贸易),但却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资源跨国流动的必要前提之一。本文对国际标准、准则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国际标准、准则设置和实施的决定因素,最后指出在我国经济对外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国学者需要加紧研究的有关问题。     

论刑法犯罪化的延伸边界

在刑法领域内,犯罪化是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但是并非一切行为皆可成为刑罚介入的范围,一定的度仍然存在。有些领域的活动,刑法应当慎重干预甚至不应当干涉,这就是犯罪化的延伸边际界限问题。单纯的思想表达、行使宪法权利、身份与状态、复杂的市场经济行为以及没有罪过的行为应当在犯罪化时谨慎介入,刑法的触角在当前应当是收缩,而非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