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学习型政府组织

今天的社会已是学习型的社会 ,国家的学习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 ,作为管理这个学习型社会的政府组织 ,更要成为学习型的政府。建立学习型政府一是要树立现代化的学习理念 ;二是制定学习型政府的游戏规则 ;三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将政府建设成为适合学习的组织 ;四是注重培养公务员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 ;五是提高政府信息化管理程度 ,优化组织结构 ,增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建设和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研究——以Z市为例

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是社会组织改革的必然选择。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Z市作为最早发展社会组织的地区,在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五重困局:社会组织人才建设不足,资源缺乏、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分、社会支持不够,内部治理不完善,自主性较低。为此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社会组织现代化改革步伐。通过加快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策支持,重视人才培养,推进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创新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则遵循、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厘清政府治理现代化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分析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结构调适与职责优化的思路和举措,有助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在原则层面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贯彻法治原则的同时强化政府治理的协同性与适应性;在结构层面要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增强政府职能的适度弹性,变革组织人事制度,提升组织运行效率;在职责优化方面要实现政府职责同面向对象及自身功能相适应,明确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并运用新技术提升政府履责能力,在强化监督中促进问责容错机制的衔接融合。     

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互动耦合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追求。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本质上,党执政能力的提升符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二者的内涵虽然指向性不同,但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具有逻辑契合、交融互补的特征。新时代,以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执政本领、筑牢执政基础,以“四力”为抓手增强执政力、领导力。     

协同治理视阈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之道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化解这一困难关键是要改革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尤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矛盾凸显以及利益复杂化攻坚克难时期,要以协同治理为契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顺利化解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世界典型国家政府角色的演进,与其说是观念和价值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时代,“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的观点正得到认同,“更好的治理,更好的服务”已成为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本文基于公共服务内涵的三重性,将中国定位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型国家”。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建设综合了民族和时代特色的“规制—服务型”政府,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能力,完成从“发展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的嬗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为根本原则,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持续完善自身建设。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三非”问题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民族问题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三非”问题较之其他地区更显复杂,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构建合纵连横式的政府和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兴边富民力度,以边境地区的繁荣促稳定;地方政府层面,构建边境“三非””问题治理运行网络,发挥政府治理“三非”问题的主导作用;乡村层面,重建乡村自治网络,提高乡民自主治理“三非”问题的积极性;社会层面,加大相关非营利性公共组织建设,增强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政府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关涉到国家制度设计,也关涉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做到坚持政府治理创新与秉承人民至上理念相统一,坚持政府科学决策与更好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相统一,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完善市场决定内生机制相统一,坚持政府法治建设与着力提升公务人员素质相统一,坚持政府考评优化与健全岗位责任追究制度相统一。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