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与连接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关联逻辑及行动方式,是其参与乡村治理时必须厘清的核心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参与”,它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还是动员和组织其他主体结成治理共同体的特殊主体;连接县域内一切要素的超越媒体属性使得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能力。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加县级融媒体的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保供与强链：基于县级融媒体的城乡信息分化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信息分化的现象,其中新媒体突飞猛进带来的媒介分化、信息全领域全流程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应用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社会分化表现突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物质条件和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为城乡信息分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保障,从战略层面统筹了城乡信息传播的一张网建设。县级融媒体在解决城乡信息分化问题时,可以通过延展媒介供应链缩小媒介分化、拓宽县级融媒体公共服务链缩小信息服务分化、增强自媒体关系链弥合信息的社会分化等三条路径,促进城乡信息化同步发展和县域内的信息资源平衡。     

中国共产党认同:青海藏区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指谓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乡村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物质精神水平的提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认同达致的基础性要件。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生长于治理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化转型,阐发于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交互性变革。聚焦青海藏区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与生产协调,不仅指向了多民族杂居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时代场,而且凸显了复合民族共同体乡村治理的问题域。由此出发,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治理,不仅影响于青海藏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而且形塑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现实根基,其内生逻辑不仅表征于经济、政治、价值认同的发展向度,而且外衍于利益凝聚、民主稳定、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互构共演。     

情感与仪式互动社会下的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

在乡村文化治理中,通过情感赋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将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本土化创新,对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情感与仪式互动融合视角看,仪式互动结构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相互耦合的情感生产逻辑。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共同精神弱化、人地关系疏离、情感联结淡化和价值符号虚化等实践困境,构建符合乡村内在生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乡村情感共同体是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工作。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探讨

学术界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思路:一是强化乡镇职能的行政化主张;二是强化乡镇自治和村民自治的自治化主张。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行政化和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本质取向是一致的,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必须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的二元对立,把行政化和自治化结合起来,而乡村治理的推进主要是要解决好乡镇政府改革与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培植问题。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企业危机的媒介治理

本文主要是研究企业危机的媒介治理,旨在使企业脱离危机之困,能够更加健康地发展。同时,通过对企业危机的研究来找寻媒介治理社会的可行性,希望在正常的经济建设中,更好发挥媒介的力量。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蕴含着深刻的逻辑机理。从理论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集中彰显,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内在需要;从历史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现实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的需要。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项目制如何形塑农村基层治理

税费改革之后，支农资金落实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越来越多采取项目制形式。项目制深刻形塑着农村基层治理。从条线控制来看，通过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的配套机制和项目落地的组织保障，确保国家支农资金用于农村基层；从分级运作来看，项目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县乡村关系，中央的各种惠农项目大多在县级各个部门汇集，强化了“以县为主”的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强化了县级职能部门与村庄的联系，弱化了乡镇政府在项目运作中与村庄的联系；从技术治理来看，项目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也存在着重效率轻公平、对乡村两级组织激励不足、民众参与缺乏等众多问题。项目制在农村基层治理中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跨界融合中的文学魅影——融媒体视域下的文学新生态考察

融媒体正成为媒介文化发展的新场域.文学正在融媒体转型过程中进行着跨媒介化内爆,在融合众多媒体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中,重新唤醒文学价值的综合效力.同时,文学也发生着跨媒介化变异,其中,显性变异主要是数码化,即由文字符码转化为比特符码,在融媒体介质中自由再生产和传播;隐性变异则主要表现为接受语境与文化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异,"穿刺式"阅读、时尚快评等成为新的传播反馈模式.在新媒介语境中,文学语言必然要与虚拟空间中的感性直观和欲望表达相接通,且努力适应这种共生性的空间生态.由此,新媒介文学的持续发酵和再生产效应孕育出了膨胀型的大文化载体.在未来的"融媒体+文学"新生态中,文学与融媒体的双向度敞开,将引导人类进一步探寻人文与技术生命相融合的、带有命运共同体特征的融媒体精神空间通道.     

网络的权力与权力的网络:论网络平台的权力生产

网络平台链接了现代社会主要的行动者,并集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超级媒介,对权力生产与社会权力格局造成深刻影响。基于对数字网络进行塑造和控制的丰富方式,平台掌握了网络准入权、网络规范权、网络控制权、网络建构权等四种权力形式。为了在更广泛的数字网络中连接个人、组织、资源和思想,网络平台通过纵向发展,强化了内容控制力、数据掌控力、市场支配力;通过横向发展,强化了对各类资源、资本的组织力与整合力;通过多元发展,强化了行为规范力与认知影响力,从而建构出立体化的权力网络。平台权力在技术性权力、组织性权力与认知性权力等属性上,具有传统媒介权力的特征,但也表现出网络性、智能性与超国家性等新型属性特征。网络平台拥有的权力源于其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的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是基础设施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基础设施化必然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