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立法应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经验及其启示

美国能源立法从立法目的、立法内容上较好地落实了社会公正理念,这为我国未来能源立法过程中如何保证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加强能源领域的有效公众参与、通过对垄断性的规制来维护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保证能源责任的公正分担、强化能源职业公平与健康,并最终与社会公正理念相协调提供了比较好的借鉴.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的提高,有关可再生能源的法律问题会日益增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以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门立法与地方立法为主干、以其他相关立法和政策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必要的立法与制度储备;同时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或者扫清制度障碍。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以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为核心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法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义务和可再生交通燃料义务,可再生能源义务及规定该义务的法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用事业法2000》、《能源法2004》和《能源(北爱尔兰)法令》。英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国会制定的各种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立法空间和基本制度支持,可再生能源法令系统设定调整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法律规范。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能源法是基础、是依据,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是主体、是核心。     

我国可持续能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能源问题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纷纷确立各自的可持续能源战略,并通过明确的立法保障其贯彻实施。目前,我国可持续能源战略推行缓慢,其相关立法尤为滞后,亟待完善。因此,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并借鉴世界可持续能源立法的"合理内核",建立一套完善的可持续能源法律保障体系,确保能源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必然选择。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

<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规则和政策,也需要其他法律的协调和配合.我国既有的能源立法、行政立法、环境资源立法、经济立法以及民事立法等,尚没有或未能充分体现出可持续发展观,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还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发挥激励作用,有些规定甚至成了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的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进行检讨并完善相关立法,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所必需的.     

乌克兰危机背后的中美俄能源博弈及其全球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分化重组，中美俄在立场和战略上各有不同，三者间的能源博弈推动国际能源秩序深刻演变。美国和俄罗斯是此番能源博弈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则是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并在国际能源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动荡，新一轮能源危机在世界蔓延，全球能源格局转型重塑，中国必须加快健全现代化能源供给体系，积极推进全球能源转型重塑。     

“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及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耦合协调对提升能源效率从而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测算省际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发现：数字化转型有赖于“数字—能源”系统趋向于融合发展;“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度更高、碳排放更多以及能源禀赋更具优势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该过程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通过增加要素流动性,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能源互联网、数字能源等项目提升“数字—能源”耦合协调度,达到提升能源效率、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     

论能源危机对欧盟能源应急法律政策发展的影响

历次不同类型的能源危机,暴露出欧盟存在能源领域权能缺失、能源安全观念狭隘、成员国依赖国内措施和双边协定、国际核安全标准无法律拘束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能源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展其在能源领域的权能,转变能源安全观念,从最初的能源储备,发展到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源突发事件的应急以及替代能源和能源效率立法,并把国际核安全标准法律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应急法律政策体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再次推动欧盟完善其能源应急制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对各类能源危机提供借鉴。     

美国能源政策法对中国能源立法的借鉴价值

自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出台后,我国宏观层面正在进行审议一部全面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基础性法律,统一解决能源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开发利用、能源与环境的协调等综合性问题,以及包括能源安全的规定.2005年美国的综合能源政策法出台,为美国在今后20年间的能源发展指明方向,对中国这部能源法的出台也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美国能源政策法的亮点与争议,需要在审视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能源问题和能源环境的相似及差异下,比较研究了中国在即将出台的能源立法中应当汲取或注意的经验.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能源法律制度研究

建立长期稳定的能源法律制度对能源问题的解决大有裨益。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能源权属、能源财政税收、能源生态补偿和能源监管制度,但就制度内容和设计上看,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厘清。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应从健全配套机制、强化协调机制、引入利益衡量机制等方面对能源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创新。     

法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法国没有专门规范新能源问题的法典,其涉及新能源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能源基本法、新电力法等综合性法律以及专门性能源立法三类。法国在核能领域的成功依赖于基本法的支持、三级核能监管体制、核废物安全处置法律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法国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法律和政策。我国应借鉴法国的成功经验,健全新能源法律体系并及时、灵活地修订能源法律,因地制宜地确定不同地区的新能源重点发展领域,采取合理的经济激励措施,并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注重保护环境。     

论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许多国家为此将强制性规则作为立法的主体内容,而我国尚缺乏充分、系统的规定,直接影响立法目标的落实.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构建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利益均衡、定量控制、系统管理等原则.我国应通过出台高层政策、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崇地方制度创新等方式逐步完善强制性规则.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基于电力法制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先驱的电力市场改革,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去监管化""资产私有化"手段,强化市场在能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电力行业经济效率提升。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力量扩张使立法与政策制定以经济效益、财产权保护和法的工具理性为"风向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权利分配不平等、环境与生态成本过大等"市场失灵"问题相继出现。在此背景下,近期兴起的"能源正义"理论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同,它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代际间能源利益和负担,是一种应用于政府能源决策的分析框架,为电力市场改革提供道德目标和价值理性。《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我国电力法制的中心思路从高度行政管控逐步向自由市场下的适度监管过渡。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电力体制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多是计划经济下政府过度干预所致。电力法制的发展要兼顾两个面向:确立市场机制下竞争自由的能源分配制度,对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不平等进行制度性预防;保障公民能源权利与人们的环境权益、代际利益,在能源分配中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我国新能源安全战略及其立法实现

我国在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应当坚持正确的能源安全战略,构建以<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为能源稳定供应和能源使用安全提供法律保障.能源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政府管制与市场化有机结合原则、能源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     

低碳经济与我国区域能源利用研究

经济发展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不能通过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应将重点放在降低能源强度、增加低碳能源消费上。我国将合理利用资源、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总体目标。因此,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较大,各地能源利用水平、能源消费结构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地区差异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实现不同地区相应的能源强度改善和能源结构低碳化目标,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对我国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