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治理的现实思考

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后,中国农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解决相对贫困的制约性日益增强。因此,农村精神贫困治理在后脱贫时代占据重要地位,彰显现实价值。后脱贫时代的农村精神贫困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因其精神需要未被有效满足而产生的以志气贫困与智识贫困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困境,外显为精神生活匮乏的不理想生活方式。农村精神贫困的产生由物质贫困决定,同时受农民可行能力、传统贫困观、反贫困政策等因素影响。在后脱贫时代,农村精神贫困对相对贫困治理的主体力量、实践空间、发展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农村精神贫困治理也因此体现出了农民主体性、农村文化生态平衡性、国家发展文明性三重现实价值,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重视"志智"双提教育,增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丰富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优化反贫困政策,发挥其正向激励作用等措施来实现农村精神贫困治理。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后扶贫时代的新贫困治理:社会工作的定位与角色——一个长程的比较视野

后扶贫时代的来临预示着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消失,但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基于后扶贫时代不仅是时间节点而且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判断,从呈现主体、表现形式与风险特征三个方面阐释了后扶贫时代的新贫困样态。新贫困治理挑战了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阶段业已形成的治理优先、效率至上、社会干预的传统思路和实务指向。进入后扶贫时代,作为专业反贫困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需要回到专业内部寻找资源和支撑,重新定位自我角色,在回归服务、回归个体、回归专业的同时,应当更新发展模式、转换理论预设、调整干预手段,以回应新贫困治理的需要。     

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一个文献综述

发展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尝试理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持续性的贫困现象。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分别是临界点效应(threshold effects)、制度性贫困(institutionalpoverty)以及由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所导致的贫困。通常来说,前两者对应着地域性或国家层面的贫困陷阱的分析,而最后者的着眼点,则更多的集中于社区型贫困陷阱。我们认为,对贫困陷阱形成机制的分析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贫困问题,特别是有关贫困陷阱的自我加强。本文提出了从邻里效应出发对贫困的分析对我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遇到问题所带来的启示,也即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警惕大城市中可能形成类似国外"贫民窟"的地域性贫困陷阱。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转型加剧、政策制度优化变迁、现有主流范式局限凸显,使得探索和构建新的农村社会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以治理有效为目标指引、以家国文化和关联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通过党的引领整合、关联权益强化、道德情感支撑重塑社会联结机制,进而培育"使命—责任"型党组织、权益关联型农民群体、公益型农村社会组织等积极联动主体,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联"与治理能力的"动"相统一。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中国贫困治理特别是"精准脱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并发展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地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个人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了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是一种普遍的"人民福利",而不是排他的少数人的特权;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同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以西方为师的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