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饮中八仙歌》形象论析

杜甫《饮中八仙歌》是一独特诗篇,诗中塑造的八个人物既有共性,又各具鲜明的个性。他们豪饮成性,有着卓然不凡的外在形貌;他们蔑视礼教,具有笑傲王侯的内在神髓;同时,在他们的嗜酒中,又都反映出以酒远害、回归本性的精神实质。诗人以酒为切入点描摹社会现实,表现了特定的时代风貌,透视出盛唐王朝繁荣表面下正滋生涌动着的阴霾。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辨义

杜诗《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向来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为"逃避禅修",一为"避世参禅"。宋人注杜诗,都取后一义,清人注杜诗多取前一义,今人注杜诗多从清人谬说,已成定论。实则"逃禅"一词为宋代以来诗文中所常见,都是"避世参禅"的意思,不可误解为"逃避禅修"。从词语结构和用法上看,"逃禅"一词与"逃生""逃命""逃耕"相同。从《饮中八仙歌》的诗意看,"逃禅"一词也应该解释为"避世参禅"。     

试论《青春之歌》与《未央歌》思想的同中之异

＂十七年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青春之歌》向我们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们富有激情的革命生活。同期在港台海外热读的《未央歌》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描写出抗战时期年轻学生的理想生活。两书都精彩地描绘出战火纷飞年代的别样青春。本文试图通过对两部小说的比较,探讨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青年人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犯中求避 同中见异--论《红楼梦》的"犯"与"避"

杰出的作家都是成功地运用犯与避艺术手法的高手.<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运用犯与避手法最多、最为炉火纯青的一部.其作者把"特犯不犯"、"犯中求避"艺术手段发挥到了一种奇异至极的境地,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刻划、细节的描写、场景氛围的渲染等方面,出奇制胜、弃俗创新地运用这种手法,达到同中见异;同中见异,变幻多姿,引人入胜,为我们树立了成功地运用犯与避艺术实践的范本.     

析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的“李杜优劣论”——兼论其中第十五首的解读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也参与到了历史上聚讼纷纭的“李杜优劣论”这一著名公案中。本文认为,综观元好问一贯的文学思想,他所持的是李杜并尊的观点：既反对扬杜抑李,也绝不会扬李抑杜。其第十五首“笔底银河落九天”云云,既是对李白诗品及人品的赞扬,同时也是对相传为李白所作《戏赠杜甫》一诗的否定。     

用"野性思维"抗拒现代性的后果——《刺猬歌》再解读

<刺猬歌>是一部用"野性思维"抗拒现代性后果的作品.这部作品体现了本土化"小叙事"对全球化"大叙事"的反驳.张炜的这次叙事是作家反思现代性、挑战全球化的象征性行动."野性"与"现代"的参照是结构叙事的基础;道德冲动是叙事的主要动力.小说有传奇和再现两重叙事结构."人兽姻亲"是延续作者"野地理想"的叙事模式.     

隐忍与抗争——解读《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女性的声音

《所罗门之歌》在塑造男性主人公的同时,也刻画了一组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黑人女性形象。莫里森透析她们的声音,描写她们在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压抑和愤懑、隐忍与抗争,让读者看到黑人妇女为改变生活和命运而作的种种努力。     

华裔文学中"美国形象"的建构——以《花鼓歌》为例

华裔作家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往往在作品中不仅书写中国,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构建异国的形象.美籍华裔黎锦扬在《花鼓歌》中以其自身的经历并结合想象与观察构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形象.在形象塑造的背后却是"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这一冲突本身是特定时代华裔作家对美国、美国文化的心理反应.     

试论《青春之歌》中"小资"成长叙事的策略

《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和改造成为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具体而言,引路者的“布道”和成长者的“洗礼”仪式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发”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策略;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叙事的“回补”策略。这种成长叙事直接指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主题。     

史诗中的王者神话——《尼伯龙人之歌》与“七年战争”的英雄叙事

“七年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恰逢此时《尼伯龙人之歌》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复仇主题带入18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尼伯龙人之歌》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