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规范表达

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成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典型组织形式,但在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按照股份制的原则进行规范构造。要解决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失效问题,关键是兼收并蓄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制度优势,在清晰认识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本质基础上,正确理解此次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精神,吸收试点地区的经验,对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中的关键环节进行规范的制度设计。未来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为实现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应当坚持民主管理、对外来资本和社员资本保持适当开放、采用按人投票的表决机制和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采用动静结合的股权管理方式。     

完善社区型股份合作社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的若干思考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是企业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股权设置封闭、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给农村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隐患。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研究是打开公司治理理论大门的"钥匙",我们可以借鉴现代产权理论,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促进股份合作社的发展,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温州的实践

近年来,随着温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主体缺位、民主监督失效等体制性缺陷所带来资产流失、利益分配冲突等社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温州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资源禀赋和政府自愿选择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产权改革,明确集体资产所有权归属,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并建构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但在温州产权制度改革中,集体股的设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及股权的封闭性与开放性问题仍是亟待探索的重要问题。     

公司治理的社会学分析:结构与功能

公司治理问题是当今企业理论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公司治理问题时 ,首先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组织 ,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经济与社会职能的 ;社会学视角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 ,这一过程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 ;企业的结构治理实质上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机制 ,功能治理是一个企业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机制 ;公司治理的社会力量———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对企业的治理机制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混合所有制于1997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隔16年再次引起热议,是因为混合所有制被认为是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负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现象的路径。在国资委"分类别、分功能"的混合指导思想下,在各地纷纷进行"次顶层设计"的大背景下,应当如何完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具有时代与实践意义,而认清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是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本文试图比较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与特殊性,思考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之后的公司治理路径,为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谋献策。     

“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2008—2020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动机是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效率，投资是企业重要的价值增值活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绩效(ROA)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混改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国内少量文献着重分析了混改对国企“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国企混改所强调的“效率”更侧重的是投入产出比的概念，目前尚无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本文首次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分析了“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和产出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混改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约为20%时，“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达到了最大。研究结论既支持了不同性质股权的资源协同和互补效应，同时也支持了制衡理论的权利纷争负效应。这一结论为混改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有效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探索

有效公司治理是有国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完善的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本质的内在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为国有企业改革规范了内容与边界,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为国有企业改革揭示了方法与途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与深化改革的路径包括:基于国有企业类别差异权变推进混合所有制;遏制垄断、破除垄断,推进国有企业运营市场化;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国资运营平台化;强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现国企经理报酬机制市场化;改善企业外部环境,实现外部治理规范化。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生产效率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所有制经济结构改革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性手段。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但是,学术界尚没有就此进行实证性研究,缺乏从行业、地域、企业治理条件等层面对混改企业生产效率的理论研究。因此,从企业治理结构理论出发,收集了包括企业所有制情况,财务数据等A股中647家国有上市企业2014—2018年度的2986个观测值,通过DID和PSM-DID模型验证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及行业不确定性程度、地区市场化程度、代表社会资本的董事会成员比例、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等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缔约分析

实施混合所有制是我党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一个缔约过程,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施中充满了摩擦和冲突。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战略定位和职能、产业分布、企业融资能力、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走向与进度。针对混合所有制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需在重新审定国企战略定位和分类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中间型和竞争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通过修正资本市场在信贷和上市融资方面的国有偏好,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内生条件;同时弱化国有企业的行政性治理,强化市场对企业治理的约束。     

论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创新的五个关键点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迫切需要治理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在现代公司制三种典型治理类型中,董事会中心型比股东中心型和经理中心型更适合我国当前阶段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董事会中心型治理,或者向其靠拢,要求构建相对集中、制衡配合的股权结构,科学配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能够有效解决不同出资人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实现从内部人治理向外部人治理的制度转换,有效激励与约束职业经理人,进而在出资人、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多个维度形成现代公司制治理结构,各治理机构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顺利推进。     

混合所有制企业差异化管控模式研究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差异化管控是国有企业深度转化经营机制的内在要求,更关系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优势的初衷。当前,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混改企业仍然沿用“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集中表现在管控理念、管控体制、管控模式及管控方式几个方面。建议根据集团集分权程度的不同,结合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占比、所处行业特性以及战略地位,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差异化管控,积极推进从行政化管控向治理型管控转变,切实加快混合所有制企业差异化管控改革进程。     

上市公司治理:实证分析及其化解思路

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多的治理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与治理机制残缺。畸形的融资结构是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积极稳妥地、有选择地进行国有股份的减持工作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当务之急。同时 ,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的构建应共同把握 ,不可偏废。富有效率的公司治理体现为明晰的产权与有效竞争的有机结合     

关于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限公司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央实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2019年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限公司在各方股东协商下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混改以后面对石化行业加剧的竞争环境,如何持续推进企业发展,建立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急需探索的新课题.本文以企业发展历史的梳理和对现...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体系创新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农村社区的转型过程中,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社区治理体系创新。金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组务自治、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等多种形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探索出一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城乡统筹的管理与服务体系、探索不同的社区治理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基层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体系。     

公司治理与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

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立足于依法治企,依法治企的根本在于公司治理。强化混合所有制国企的公司治理,应通过多种机制实现不同产权主体或投资者的权利平等;规范董事会治理,充分认识并尊重董事会代表股东进行科学决策和独立有效监督经营者的职能及其独立性;赋予董事会独立选聘总经理的权利,加快经理人市场的建设步伐,使企业能够通过市场信号选择合适的经理人;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合理激励,不同类别的董事和高管实行不同的激励方式和激励强度。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体系与权能

股份合作是共享式制度改革模式之一,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民,其成员财产权利的完善对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至关重要。通过对农村土地股份合制改革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勾勒出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的结构。在此逻辑前提下,应合理划分农村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与集体财产权的边界,遵循"分类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和"三分开"的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思路,通过不断完善立法,强化和落实农村股份合作及其农民成员对集体资产股权的完整权能,以实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目标。     

挑战与变革:国企混改与多层次国家股权控制体系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公司制改革的持续和深入,混改的过程将进一步使国有企业体制和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既有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其所要求的不同性质股东和谐共处乃至其本身的顺利进行,均构成对以股份数量为基础的"一股一权"的单一国家股权控制方式的挑战。这在"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着国家股权控制方式应当与其所承载的处于变动中的具体公共利益目标相匹配的思路,变革既有国有股权控制制度,通过国家特别股制度的设计,形成多层次的国家股权控制体系,是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     

新时代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党的十八大之后深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历史、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身份地位困境、产权流转困境和可持续发展困境。身份地位困境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不确定,职能定位不清晰;产权流转困境主要表现在产权流转的封闭性和产权流转机制不畅导致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可持续发展困境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单一、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税收优惠少和收益分配过度分红。破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困境,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产权发展道路。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土地集体所有权实施现状及制度重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城乡统筹配套改革区农民土地极大赋权及土地流转频繁情况下,面临传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瓦解、集体组织管理权能被压缩和削减等一系列困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地区、有条件地实施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改革制度,于内部明确农民集体的主体地位及设计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实现农民集体的意志顺利表达,于外部提供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侵袭,以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资源及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