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县级融媒体发展正式提上议程以来，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纷纷开始建设，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已在基本完成了基础建设与运营的基础建设的1.0时代，迈向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2.0时代。新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立足现状，认清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从体制机制、人才建设、内容生产、平台运营等方面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助力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主体性与连接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关联逻辑及行动方式,是其参与乡村治理时必须厘清的核心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参与”,它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还是动员和组织其他主体结成治理共同体的特殊主体;连接县域内一切要素的超越媒体属性使得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能力。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加县级融媒体的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乡村振兴视域下县级融媒体中心传播发展对策研究——以茂名市三县市为例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在舆论宣传引导、信息共享、助农服务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着创新发展乏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不足、内生发展动力较弱等问题。对此,本文尝试从乡村振兴视域下,针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抓住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发挥其优势与作用,借乡村振兴反哺三农政策之机,促进其自身传播发展进行路径探讨。     

保供与强链：基于县级融媒体的城乡信息分化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信息分化的现象,其中新媒体突飞猛进带来的媒介分化、信息全领域全流程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应用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社会分化表现突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物质条件和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为城乡信息分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保障,从战略层面统筹了城乡信息传播的一张网建设。县级融媒体在解决城乡信息分化问题时,可以通过延展媒介供应链缩小媒介分化、拓宽县级融媒体公共服务链缩小信息服务分化、增强自媒体关系链弥合信息的社会分化等三条路径,促进城乡信息化同步发展和县域内的信息资源平衡。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视域下的“强省会”建设：功能预期、实践形态与效能转化

“强省会”建设是各省围绕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空间治理要求,运用一系列行政或经济手段扩大省会城市规模、促进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统举措,在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发挥资源集聚优势、实现区域均衡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权力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对其进行合理调整是各省推进“强省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区划设置与“强省会”建设的互动关系来看,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目标指向、实质内容、时代背景,为“强省会”建设提供了明确的功能预期,表现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经济健康增长、加快公共治理创新。现阶段的“强省会”建设呈现四类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的实践形态,即向上争取国家级新区、向下整合县级行政单元、对内完善市辖区空间结构、对外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根据区域协调发展和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推进新时期的“强省会”建设,应基于城镇化发展规律统筹行政区划改革,坚持政区规模扩展与发展质量提升相结合,以高效能空间治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     

媒介化治理：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作为乡村媒介化治理的新阶段和基础设施,县级融媒体创新乡村媒介化治理的逻辑主要表现在公共空间生产、制度性力量供给以及基础设施化三个层面。循此逻辑,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新基建”、提升乡村社会媒介化进程,加快县级融媒体平台的用户和文化建设,创新县级融媒体内容生产、构建乡村新媒介公共空间,是县级融媒体发挥媒介化治理作用和功能的必然路径。     

村(居)民自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路径探析

村(居)民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工程。新征程上,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实,要求按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要求深化村(居)民自治实践,尤其需要做到：一是增强干群民主意识和保障基层自治空间,激发群众民主参与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村(居)委会选举制度,筑牢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第一链条”;三是做好民主选举“后半篇文章”,高质量打造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链;四是推动民主参与和基层治理相结合,在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维护群众利益。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和“政治符号日常化”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围绕“理想政治模式”在边境地区展开的合法性叙事，将以制度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式构建边民的国家认同。边境H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整体情况较好，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种类也较为丰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该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度较强，能够较为自觉地捍卫国家利益，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认同感较高。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提升：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的场域，创新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持续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逻辑检视与实践向度

加快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对于数字技术场域影响的现代性回应和立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更高层次集成创新。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需要明确未来乡村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形成“城乡互利共生”态势、健全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增进“要素组合优化”水平以及全面深化基层治理改革中实现群众“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发展逻辑,进而有效协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进程中政府主导推动引领与乡村主体主动承接、技术影响单一规范与社会治理复杂多变等关系,辩证思考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的关键影响,明晰赋能行为的施动主体、承接领域与工作重心等关键问题,突出发展场景引领,力求政策均衡及保障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未来乡村发展良性互动,推动数字赋能未来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新时代高校基层功能型党支部建设路径探析

高等院校在传统的党建工作体制机制之上,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探寻适应教育事业发展新形势和在校学生成长新状态的功能型党支部建设路径,引领、促进和保障功能型党支部所依托载体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校基层党建在创新领域实现“一融双高”。     

新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直接组织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的纽带和桥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网络信息的不断普及,基层党组织建设也要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因时而变,开拓创新。本文基于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维度研究新时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用“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

基层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要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群众中去,都得靠基层党支部。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不仅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的前列,纵观全局,总结历史,着眼未来．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三个代表”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指导方针：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路径探析——基于全球治理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各方共识,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指导理念和实践方案。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擘画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有效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从跨界到嵌合：城市“物业养老”的实践逻辑与发展路径

“物业养老”是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实践。我国的“物业养老”源起于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的跨界探索,物业企业从业务边界、运营边界、职能边界、形象边界四重维度初步跨越了组织的固有边界,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物业养老”在跨界探索中遭遇到消费层面、专业层面、治理层面以及认同层面的实践阻滞。因此,“物业养老”需向“多维嵌合”的发展路径转型,理顺供需结构、提升专业能力、优化治理机制、开展文化建设,全方位、多维度地嵌合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生态系统,助力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的高质量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