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非营利组织介入福利治理的理论思考及路径重塑

福利国家之后的福利改革突破了传统的二元供给范式,向福利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转变,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供给主体被推崇,福利多元主义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厘清分权的难题、范式的迷雾以及社会领域的假定几个问题。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互动原则、组织建设与能力建设原则等,构建与我国情境相适应的福利多元化参与。     

居家老人多元共治照料体系构建策略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多元福利提供主体在满足福利需要中的积极作用。过往相关国家、家庭、市场和志愿部门提供老年人照料的文献显示,已有的理论研究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和引导多元福利主体协同参与构建养老服务体系。面对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基于多元福利主体共同提供老人福利,立足中国家庭照料文化传统,循着多元主体参与老年人照料的政策偏好,建立家庭为核心的"一核三维"多元共治老人照料体系,应是中国老人照顾福利体系构建的核心策略。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依据

非营利组织是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种新兴力量。在国外,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历史较久,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较多。特别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福利危机”而纷纷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把非营利组织吸收到社会保障领域中来。不少学者专门对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公共治理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和福利多元主义等。这些都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

福利多元主义是继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贝弗里奇范式之后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于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多元主义兴起的背景是福利国家演进中的危机以及理论界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多元主义的内涵有三分法及四分法之不同;对福利多元主义发展趋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改革开放后 ,由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在此社会背景下 ,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公益组织为主导 ,按照“道德原则”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目前它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科学发展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达到“共同富裕”。此外 ,文章还探讨了在我国如何发展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为第三次分配正名——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不仅能弥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而且对实现共同富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却因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误解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第三次分配正名,以回应群众关切,并对其实施路径加以优化：一是坚持自愿原则,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财智水平以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完善慈善捐赠相关税收激励政策,发挥声誉效应并给予参与主体精神荣誉;二是明确公益慈善组织的定位与规则,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诉求;三是形成互助的友善气氛,最终实现捐赠者的社会认同和受助群体自立自强,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

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这与我国所倡导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灾后救助理念不谋而合。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后残疾人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明确救助主体、救助方式及救助性质等方面,从而通过帮扶项目的定位、救助力量的凝聚、部门关系的拓展来构建完整的救助体系。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的中国慈善法制建设——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改建议

<正>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修改工作正式提上日程。恰逢慈善事业被赋予第三次分配作用的重要时期,中国慈善法制建设也因此获得了方向性的指引,应结合当下《慈善法》修改的宝贵契机,推动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法治保障,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实现。第三次分配视野下的中国慈善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分配最早由厉以宁教授提出,是指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在道德和习俗力量的作用下自愿捐赠的分配行为。⁽(1))如今中国已经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目标——消除贫困——正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按需分配目标的过渡性分配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紧密联系,党和政府将第三次分配作为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论指引和动力源泉,而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又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慈善事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制度思考

汶川地震见证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民间化转型和壮大,民间组织参与震后重建,更显示了中国民问慈善事业的力量.但理性地看,由于现代慈善事业被看作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次分配,与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慈善事业还处在从传统恩赐向现代公益发展的转型阶段.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传统的慈善恩赐观如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的父爱主义,等级观念,单位主导的社会慈善组织及系列制度正在重建,新的公民权利观、财富观正在形成.现代公益观、组织形态和公益性制度正在形成.     

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非营利组织与保障房建设改革——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

我国当前的政府行政垄断型保障房建设体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造成了对政策执行落实的制约效应。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社会福利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强调福利的提供从国家垄断向国家、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家庭等多元主体部门的转型,对于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应努力改变保障房供给来源单一的现状,着力加强对非营利组织参与保障房政策运行的重视与引导扶持,通过多种措施来促进保障房建设运行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救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河南模式”解读——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

现代社会福利已步入福利多元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福利的改革方向是由国家中心主义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家庭福利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强化社区融合功能,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引入专业力量,有效保障了儿童权益,促进了他们的健康成长,顺应了由国家中心主义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的社会福利改革发展方向.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中国互联网公益同心圆的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等技术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拓展第三次分配路径、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党和政府积极借助技术力量,着力在公益募捐、透明度提升、健康慈善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公益同心圆。在这个公益同心圆中,党和政府、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在网上网下密切互动、共同发力,通过不断提升主体间一致性、发挥各主体多样性,促成了互联网公益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实践。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