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兼谈如何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

《能源法》的出台前景尚不明朗,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部门立法的固有思维不能满足复杂经济社会领域立法的新要求。要想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必须大胆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具体包括基本法模式创新、政策法模式创新和制度法模式创新。以制定《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不仅是破解当前困局的路径,而且会带来经济社会立法新格局。     

生态文明与互联网时代的能源立法现代化

生态文明和互联网深刻影响着能源生产、供应和消费活动,能源立法现代化已成世界主流趋势。我国应该借制定《能源法》之机,开展科学、深入、理性、充分的研究讨论,借鉴国际和外国经验,开启能源立法现代化进程,助推能源革命,实现能源领域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能源立法现代化的路径需要统筹考虑实体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外在体系上形成集群性和监管体制机制上遵循市场规律三个方面。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论《能源法》绩效指标及其制度实现

绩效指标既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制度评估的标准,因而是表征<能源法>从"效力"到"实效"的最佳尺度.然而,绩效指标只有在制度环境得以改善特别是包括预算制度在内的宪政制度完善时才可能入法.中国<能源法>暂不宜规定绩效指标,但可以规定绩效指标的构成、效力、实施条件等作为行政行为或制定行政规范的依据,待有关制度完善后再适时修订<能源法>.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

<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规则和政策,也需要其他法律的协调和配合.我国既有的能源立法、行政立法、环境资源立法、经济立法以及民事立法等,尚没有或未能充分体现出可持续发展观,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还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发挥激励作用,有些规定甚至成了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的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进行检讨并完善相关立法,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所必需的.     

山东省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可再生能源产业是围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不仅可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能源保障,而且可以开发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经济发展新优势;不仅有利于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而且有利于增加就业,拉动消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山东是制造业大省,完全有条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山东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以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龙头,带动相关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发展的制高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立法目的刍议

能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调整能源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后者指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根据立法目的层次结构,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的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属于第一层次;狭义的能源法,即《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属于第二层次,它被语言文字明确地规定在《能源法》总则中。《能源法》立法目的的内容由其法律地位和立法需求所决定,可表述为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保护生态环境代表了一国能源法发展的阶段,蕴含着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含义,是《能源法》立法目的条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论《能源法》的理性及其法律逻辑

《能源法》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目标值,决定了《能源法》必然以其路径依赖作为法律逻辑的出发点与归属。国家、政府、市场与技术因此成为《能源法》法律逻辑的基本范畴。《能源法》制度选择与安排将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轴心,在这四大基本范畴的框架内进行逻辑演绎。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田生金《按粤疏稿》中的澳门史料

田生金《按粤疏稿》是明代广东文献中极为罕见之书，该书不仅保存了明中后期大量的广东原始资料，而且还披露了这一时期来自澳门的重要讯息，内容涉及澳葡商人的走私活动、葡人定居澳门的时间、澳门海防同知的设立及澳门朝鲜奴仆的“冤狱”等问题。这些文字，或证史，或补缺，为明代澳门史增添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菊集原序》《林湖遗稿序》考释

清康熙间 ,高士奇刊布他所录存的“菊 ,南仲两公诗稿及姚承旨、王学录原序”。经考查 ,《菊集》录南宋游士高翥诗 ;附录《林湖遗稿》十九首 ,乃高翥之侄高鹏飞诗 ;《菊集原序》 ,元人姚燧撰 ,就姚之行踪、年代、官衔看 ,与《姚燧年谱》所记相符 ;《林湖遗稿序》 ,南宋人王撰。此序“束文”判为伪作 ,然束氏所论无实据 ,站不住脚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余集《四库全书》提要稿疏证

余集<四库全书>提要稿虽有学者提及,但罕见引用.经与<总目>、<四库全书>文渊、文溯二阁本原卷提要对核,可见其反映<总目>原貌及演进痕迹的特殊价值.参以有关提要所及书种和历代传本与书目著录,亦可见余氏学术素养和思维特色.     

《儒林传稿》与《宋学渊源记》

阮元<儒林传稿>的理学记载有相当贡献,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曾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蕴涵着清代学术史的丰富信息.<宋学渊源记>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两者均利用了彭绍升<二林居集>有关记述,相辅相成,构成了清代理学史的叙述.     

论《俄狄浦斯王》在《诗学》视野中的典范地位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分别是古希腊时代理论和作品的不朽经典。在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理论视野中阐释《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情节、悲剧人物和悲剧效果三方面在希腊悲剧中的典范地位,可达到理论与作品二者相互照明的目的。     

再探异化理论与拜物教理论的关系——基于对《巴黎手稿》和《资本论》的文本考察

异化和拜物教分别是《巴黎手稿》和《资本论》的核心概念,两者内容表达的相似性与其所在文本语境的差异性形成显著对比。在以往的研究中,或认为拜物教理论是异化理论的发展延续,或认为拜物教理论在逻辑方法上已经否定了异化理论。其实,异化理论与拜物教理论固然有着内在关联,但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发展的关系。从总体角度来看,异化理论与拜物教理论的关系体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重结构统一。一方面,拜物教理论在形式上实现了经济学范畴的革命,使异化理论的批判意义在经济学理论中得到辩护和检验;另一方面,异化理论包含的阶级分析使得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拜物教理论得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正是通过向异化理论的回溯,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从“批判的武器”迈向了“武器的批判”,两者共同组成一个批判整体,给予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彻底的、现实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