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行政约谈制度的缘起、运行与规制

行政约谈制度的构建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客观要求、行政争议减少的可行之路和行政效率提高的重要保障。目前行政约谈的相关法规或文件已经涉及各领域,集中分布于机关工作、环境保护、税收、财政、价格、工业管理、质量、卫生等具体行政法部门。2010年以来"约谈"之风一发不可收,成为广泛试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制度。在行政约谈欠缺法律规定作为上位法的情况下,行政约谈实践必须遵守以下原则:公益优先原则、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自愿协商原则。建议行政约谈更多采用平行式运行模式,并引入第三方机制监督约谈过程,维护行政相对人在约谈中的平等地位,防止损害第三人利益,规避行政约谈的异化风险。     

注意力一致性、环保约谈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

基于政府—公众环境注意力互动的二元视角,采用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方法,研究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性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环保约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不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情境下,相比低一致,高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不一致情境下,相比政府注意力高于公众注意力,公众注意力高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环保约谈强化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有助于公众关注的"倒逼"作用转为政府环保的自觉行动.     

从行政理论视角看环保公众参与

在行政学视野中,环保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民主、环境行政法治和环境行政发展的要求;环保公众参与有利于促进政府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公众监督政府和避免政府失灵,有利于促进公众对政府的理解和信任。为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需要拓宽和畅通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和健全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大力推行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教育的力度。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中国环境司法乏力的制度原因与因应策略

环境司法对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增强政府环保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然而,中国环境司法在实践中正面临着“无动力、无压力和无能力”的乏力境地.环境司法受行政权力的不当制约,环境司法的程序特殊性缺乏保障和环境司法相关配套制度严重缺失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制度原因.故此,可从以下方面完善中国环境司法制度：完善司法主体制度,增强能动司法力度;拓展环境司法功能,完善环境司法程序;明确环境案件管辖,完善环境审判制度.     

服务型政府:“主体间”互动的分析视角

"服务型政府"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它是公众、学者、传媒与政府等多元社会主体间互动的结果.首先,它是公众与政府,即行政价值主体与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其次,它是学者与政府,即学术研究主体与行政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最后,它是媒体与政府,即大众传媒主体与舆论回应主体之间的互动.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     

经济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推进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膨胀,我国已进入城市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政府面临着日益复杂的行政环境和日益严峻的挑战,以往“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已难以应对城市中日益增多的公共事务,需要越来越多的治理主体参与到城市的公共治理之中,城市治理主体在逐渐多元化。其中经济组织逐渐成为城市治理中除政府以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     

我国社会转型与治安理念的转变

当前,我国民间力量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政府的触角也越来越从微观环境转移至宏观领域,同时社会的变迁促成了市民社会的生成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这些理论又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主体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政府的行政管理、市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公民实行自治管理的过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作为其中的内容亦体现出了某些特征性变化。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我国环境管理中行政协助制度的立法思考

行政协助制度是与行政主体权限分工密切相关的制度。在环境管理中,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承担;这一特征使环境管理领域需要引入行政协助制度,以保障政府的环保职能得到统一完整的履行。我国环境管理中行政协助的立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具体而言,构建我国环境管理中的行政协助制度包括两个部分:在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中进行原则性规定和相关配套环境法规中的具体规定。     

我国运动式治污的有限否定及渐进调试

运动式治污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有限社会资源及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中.运动式治理在本质上视为以权威和目标责任为基础的环境威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运动式治理,应该持"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府纵向有限"脱嵌"和公民横向"再嵌"摆脱路径依赖,构建顺应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力量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最终实现环境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政府环境执法责任论析

环境执法在新时期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环境执法概念着手,认为环境执法中要遵循合法性、公平性、技术性、及时性、前瞻性、综合性、社会性等7个方面的原则,并对环境执法中政府环境执法体系、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面利益主体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政府环境执法责任履行难的原因在于环保的认识不到位、环保立法的不健全、执法手段不充分,因此,改变政府环境执法难有3条对策:强化环境行政立法、加大环保违法处罚力度、健全环保执法保障机制。加大政府环境执法力度可以从4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认识环境保护执法的重要性,二是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三是采取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四是落实严格的执法责任制。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政府环境执法责任论析

环境执法在新时期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环境执法概念着手,认为环境执法中要遵循合法性、公平性、技术性、及时性、前瞻性、综合性、社会性等7个方面的原则,并对环境执法中政府环境执法体系、企业和社会公众三方面利益主体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政府环境执法责任履行难的原因在于环保的认识不到位、环保立法的不健全、执法手段不充分,因此,改变政府环境执法难有3条对策:强化环境行政立法、加大环保违法处罚力度、健全环保执法保障机制。加大政府环境执法力度可以从4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认识环境保护执法的重要性,二是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三是采取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四是落实严格的执法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