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和“实践”

知行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命题。然而中国哲学史上的“行”或“实践”范畴自有其独特的含义,不可不加以辨析。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讲的“行”和“实践”,要么是指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是指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动。“行”作为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由孔丘首次提出来的。他从“天命论”出发,一方面主张“生而知之”,轻视实践,另一方面又讲学而知之,表现了重视学和行的倾向。他所谓的“行”主要是道德修养活动,即要求把“忠”、“孝”、“仁”、“义”等道德原则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他对…     

“经济人”与“道德人”之价值冲突

一、“经济人”与“道德人”价值冲突之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偌大的中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带来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既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这种冲突便是本文将要分析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一系列差异、对比乃至矛盾。这里所谓“经济人”，是指市场经济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所谓“道德人”，是指以传统道德或一般道德为价值取向的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义”与“利”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在如何对待和处理金钱、财利的态度上,反映着人们的价值观。在我国古代这种价值观叫做“义利观”或“义利之辩”,它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无疑对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利”,即利益,金钱,财利。“义”,有两层意思:合理,正当;大义,正义。“义利观”,既不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方针,也不是“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同义词,而是人们正确处理金钱、财利关系的道德准则。在这方面,我国古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中国恩情文化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群体本位的价值观,而这个集体价值的核心是恩情观念,所谓仁、爱、忠、孝、义等道德规范都建立在恩情观念的基础上。因此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恩情文化。恩情观念不同于爱,是爱的权力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施恩者具有对被施恩者的支配权力,被施恩者就失去了主体性,只能以附属于施恩者来报恩。于是所谓的集体理性的内涵就是家族、国家对个体施恩,而个体牺牲自我报恩。这一奴隶的道德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其消极影响至今不绝。     

梁漱溟"勉仁"学校的定位及其文化价值:以重庆缙云山为例

“勉仁”学校特别是勉仁书院在缙云山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乃至在重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梁漱溟及其“勉仁”所承载的儒家文化品牌效应、象征意义引起广泛关注。梁漱溟以“勉仁”为阵地为导向对儒家学术传统的继承发扬、勉仁书院作为新儒学北碚阶段的标志性存在、“勉仁”作为儒家文化品牌,皆具现实价值,理应重视。     

《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

君子“三达德”中的“知”、“仁”、“勇”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知”即理智,“仁”属于情感,两者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意志品格(“勇”)来实现.“勇”不同于“好勇”.君子之“勇”,以“义”为质,以“礼”为节,统摄于“仁”,行已有“耻”,是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内涵的意志品格.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四个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是我们党一贯的重要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呢？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四个统一。一、坚持“义”与“利”的统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义”,不进“利”;另一种是重利轻义。实际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今于我们所说的“义”,是社会主义的义,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及一切有利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利”则是个人的名利,如名誉、地位、金…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用统一的“义利”观强化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讲“义”，市场经济讲“利”，可以说“义”与“利”是道德观的精髓、价值观的核心，自古至今，备受人们的关注。传统的“义利”观曾是中国社会实行了二千年之久的治世、自律的原则和规范，对中国的文化、社会价值观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科学地认识和评判这个问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用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强化社会公德，是我们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应该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了极大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儒学思想在现代设计价值观中的体现

儒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之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现代设计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从三方面略述儒家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联系,同时,“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及“仁”学思想也为促进和谐设计发展、提高设计品质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中国现代作家的“进化”人格意识和思想意识

在晚清思想文化领域和知识界,“觉今是而昨非”或“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成为一种普遍的、主导性的思想价值观念。这是一种肯定现在和将来（明天的“今天”）而否定过去的人格价值观和思想价值观。而这样的人格价值观和思想价值观,很显然与清末传进中国的进化论、以及进化论宇宙观、社会历史观和时间观具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历史观和时间观主要是循环轮回的,所谓“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周行而不殆”等,即指此而言。近代以来,随着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渐次接受了西方那…     

论儒家的中庸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虽然“价值’一词在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没有出现过,但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却非常丰富。在儒家思想中,人生价值问题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集团。他们通常用“欲”表示主体的生理需要,用“贵”、“尚”、“大”等表示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评价和追求。儒家人生价值理论与他们的道德学说紧密结合,其核心是中庸价值观,即在适中原则指导下的特殊形态的道德价值观,质言之,就是作为儒家人生哲学核心和精髓的中庸之道在价值观中的体现。中庸价值观最突出的三个特点是:重生而下轻物、重人而不轻己、重义而不轻利。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孔子君子人格和中庸之道中仁、知并重思想——兼论孔子“知”概念内涵的缺陷

“君子”是孔子为人设定的应当达到、经过努力也能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中庸”是道德的极致。“仁”与“知”是构成君子人格的两个基本因素。“知者利仁”、“知及仁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作为至德的“中庸”是“仁”与“知”、道德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在“中庸”中,“仁”起着为行为定向的作用,“知”则起着使行为适度,无过不及的作用。孔子“仁”、“知”并重的思想涉及了真与善、知性与德性、智慧与道德的统一等重大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我国古代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充分肯定孔子“仁”、“知”并重思想时,必须看到,他在“仁”、“知”并重中已存在重心略向“仁”倾斜的倾向,同对孔子对“知”的理解也存有缺陷。     

原始儒家仁与礼的文化思想探析

仁与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要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考察仁与礼的文化思想需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五经元典之中。方东美先生将先秦时期尚未被政治化的儒家思想称为原始儒家。在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思想。周公制礼作乐,强化了礼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则建构了仁的德性基础,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使得“仁”与“礼”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仁与礼作为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于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孟子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一对重要的命题,它不但包含着传统儒家对“理”与“欲”关系的认识,即对道德的追求及对名、物态度的基本观点;同时,亦是传统儒家探求人的本质属性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都突出了“仁”以对方为重的他者优先的伦理取向。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与儒家“仁”的他者优先伦理取向在价值意蕴上有着契合之处。继承弘扬“仁”的他者优先伦理,是以传统价值为依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的时代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