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外戚政治

汉武帝统治时,一改西汉前期的“无为”政治,实行“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有为”政治,把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推进到一个新时期.在汉武帝的有为政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 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也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辽圣宗时期宫闱斗争探析

辽圣宗统治时期宫闱斗争激烈 :两起废后事件 ;圣宗德妃冤死 ;圣宗淑仪耿氏避祸出家等等。宫闱斗争较为激烈 ,其原因是圣宗在后妃制度上实行改革引起的。而斗争之结果则酿成辽代中期第一大冤案 ,并使统治阶级长期处于内讧状态 ,削弱了其力量 ,加速了辽政权灭亡     

西汉“宗室不宜典三河”的历史解读——以宗室群体政治境遇的变迁为线索

西汉末年,刘歆被任命为河内太守,遭到儒林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宗室不宜典三河"。这个理由并非汉家旧制,而是政论中的一个主张。不过,在西汉前期封建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三河地区因地位特殊,实际上从未封予宗室,此惯例在制度上也由汉武帝加以明确。西汉晚期,皇权继承身份的正当性屡受质疑,与此相应,对宗室的防范细则愈发繁琐。这种政治氛围对步入仕途的宗室成员极为不利。为对抗外戚、宦官,宗室与儒林曾有结盟互助的经历,然而,随着刘歆积极配合汉哀帝的意识形态建构,儒林的既得利益格局被触动,"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论调便应运而生。     

论西晋上流社会的纵欲风气

纵观中国历史,象西晋上流社会那样自始至终沉湎于奢靡风气之中,公开地纵欲享乐,这是罕有其比的。本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具体地描述一下这一现象,进而揭示它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根源。一所谓西晋上流社会,是指以高门士族为主体,包括皇族宗室、后妃外戚和其它达官显贵在内的特权阶层,他们是当时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西晋时     

王莽篡政过程中的西汉宗室王侯

宗室王侯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曾对维护汉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戚势力的崛起,双方在政坛上展开角逐,他们的关系成为影响西汉中后期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王莽在夺权过程中对刘姓王侯采取了兴灭继绝、经济收买、翦除政敌、军事镇压等手段进行笼络和控制,宗室与王莽的关系也由合作终至依附,但最后仍不免覆灭。分封的王侯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矛盾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试论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会行为及其形成原因

唐前期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上,其短期性特点较历朝历代更加突出.外戚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命运的短暂周期及外戚权力所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也使唐朝外戚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我行我素,不顾礼法,及时行乐,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以自我为中心,在社会行为上倒行逆施,骄横不法,在社会生活上奢侈淫佚,竞相豪华,逞欲胡为.外戚短期行为导致宫闱秽乱,暴虐腐化,使唐朝廷内官僚、士大夫结党营私,玩弄阴谋,使朝廷上层常处于血腥之中,由此形成唐前期政治的特征.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专权的时期,而东汉一代外戚、宦官作为两大政治集团不断地相互倾轧,杀戮,其斗争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害之深则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还有第三种力量——士大夫卷入了矛盾的旋涡。本文拟就士大夫在外戚、宦官斗争中所扮角色、最终归向等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弄清东汉政治史的脉络。     

战国后期秦国外戚研究

中国有史可查最早的外戚可追溯到春秋时期辅佐晋文公的狐偃、狐毛兄弟。外戚干政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长期以来为历代史家所诟病。但是在战国后期,血缘宗法贵族社会向君主集权专制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代,秦国的外戚群体为秦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辽史外戚表新补

作者以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和蔡美彪《辽史外戚表新编》为基础 ,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 ,对辽史外戚表进行补充和修正 ,制成辽史外戚新补总表 ,以利于辽史的研究。     

辽代医巫闾地区州县建置述论

辽朝医巫闾地区的州县建置可谓成果丰硕.先有辽初宜州、顺州、闾州的建置,继有辽世宗朝显州及其统辖州县的设立,至辽圣宗朝又有乾州及属县和头下成州、头下懿州之建立,先后于数百里之地新置10州、14县.这些州县的人口成分复杂,既有南征的汉族俘户,又有宫卫落帐户以及渤海遗民,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稳定辽朝统治和加强控驭周邻地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西汉任官制度的发展变化与社会

中国古代的官吏是国家代表,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官吏的选用制度,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受特定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的影响,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冲突的作用。封建官吏来自宗室、外戚、宦官、豪强、中小地主等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他们的利益取向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充满     

宋代的皇帝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国家形式,是皇帝专制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结合。宋代官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官制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毫不例外,皇帝盘踞于整座官僚机构金字塔的塔尖。皇帝,与攀附在皇帝周围及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后宫、东宫、宦官、学士院、翰林院等机构,构成了一整套皇帝制度。赵宋皇帝制度,比唐、五代更务实,亦更为坚强。它有效地维护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发号施令权,维护着皇帝的终身制和世袭制,遏制了后宫、外戚、宗室、宦官对朝政的干预,避免了类似汉唐的外戚与宦官之祸。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祺,传了15帝,统治了305年(不包括流亡政府)。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论萧太后在辽圣宗即位之际所采取的措施

萧太后在辽代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圣宗即位之际 ,她适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政局 ,为辽代的兴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

外戚专权是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下经常发生的现象。西夏外戚专权局面的形成,除了一般王朝所共有的条件之外,还与党项的社会发展以及西夏专制集权制度不甚完善有关。没藏、梁、任三大家族相继利用他们攫取的权力,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小集团的利益而为所欲为,严重损害了西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给西夏社会历史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还使西夏与宋、辽、金诸政权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