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民族地区农村"厌诉"现象的社会根源探析

"厌诉"现象在湖北民族地区农村是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等根源;究其产生根源的原因主要有:封建王朝在湖北民族地区因实施羁縻怀柔政策而形成的社会治理结构是其特有的社会根源,家国一体化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根源,湖北民族地区农村人们的现实生活环境是其生成的现实社会根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文化力因素

文化力是指结构性地存在于特定文化中的精神体系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它以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对人的生产生活的规制作用为其存在基础,内在地规约着人类的种种实践活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力对资源配置中财产权力制度、技术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影响而得以具体地展现的.依凭文化力驱使资源要素逆流向不同的文化区域,民族地区的某些乡村文化资源呈现出产业化发展的蓬勃态势.文化力概念的重新界定对于加深对文化的内涵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复杂关系的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路径选择——以广西自治县域为例

民族地区是扶贫成果巩固、西部大开发以及生态安全战略等国家重大政策实施的重要场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地区具有更为复杂的多元利益诉求,这使得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更为凸显.生态产业化模式的经济体系,既有统摄这种多元利益冲突的内在合理性,又有社会实践和自然禀赋基础,使其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多元利益深层冲突的重要形式.生态产业化需要在法治路径上展开,而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法治需求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法治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的特殊性.     

美国华裔的边缘化及涵化进程中的结构仪式分析

本文重点考察仪式因素对美国社会中华裔美国人涵化和边缘化进程的影响。它描述和比较了唐人街老华人的“单元民族特征文化”和新华人的“二元民族特征文化”的关系。该研究运用了结构仪式理论以分析华裔美国人在不同环境中的象征性仪式活动。我们将华裔美国人的新生代社会分成不同的层面 ,重点考虑影响华人个体行为的各种结构方面、文化方面和全球化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解释华裔美国人中各种新型组织结构的存在和他们的二元民族文化特征。华人中有以双重特性或二元化文化为其生活之常规者 ,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氛围中 ,特别是正式的组织活动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中 ,按照不同的仪式行事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村寨非正式制度的融合

政府层面自上而下设置并实施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较大程度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与现代化水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源于该制度设置的过分一体化及运行的过度行政化,致使其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制度的社会功效和法律功效远未充分激发。借助少数民族地区村寨传统社会组织、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求得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村寨本土法治资源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方可形成制度合力,方可保障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更契合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实际,进而激发该制度的全部功效,实现其设置初衷。     

现代化视角下的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分析

民族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迟发展地区,其社会发育程度低、社会机制不健全的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步伐。当前,能否顺利实现制度变迁,建立起既能容纳和促进社会现代化变迁,同时又切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现代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命运。     

汉族与少数民族生育意愿的文化解读--关于汉族与藏族、贵州占里侗族生育行为的比较研究

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各地迥然相异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体系.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各自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模式.本文拟比较汉族和藏族、贵州侗族的生育文化,分析这些民族生育文化中合理的文化价值,从而探讨儒家生育文化在当今生育政策中的消极作用及目前对生育模式作"传统--现代"二元结构之划分的局限性.     

动力与方向: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生产力因素的文化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作为人的生命解释系统以及生产力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双重基本事实,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或每一次方向选择,都是“他者”与“我者”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存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现代生产方式的...     

宗教文化浸润中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研究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植于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宗教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并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关注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

在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所潜在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是从组织行为层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进路。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体现为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信任增蓄功能三重面向。即通过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以增进社会信任资本孕育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就路径选择而言,调适合作社利益关系、锚定合作社组织边界、厘正合作社管理运行可以使得合作社走出集体困境、防范功能异化,并提振其组织绩效,最终让“合作社整合效应”超越地方藩篱,发挥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不同民族社员杂居的乡村区域共同体走向各民族互构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现代化与市场化──民族地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主题

现代化与市场化──民族地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主题姜月忠，杨新平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民族地区与全国发达省区一样，也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民族地区经济过渡包括：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的过渡，即经济发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二元经济...     

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在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历史节点,积极探索西部民族地区乡村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和政策需求,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入手,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实际,需要优化要素源配置、创新推动与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环境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融合,实现生态宜居;加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乡贤文化建设,实现乡风文明;民主自治、基层法治和社会德治融合发展,实现治理有效;提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生活富裕。     

耦合与创新:民族文化创意与区域旅游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的新视角

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生态的脆弱性,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特征,客观上要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减少资源性经济过渡增长.作为文化资源的富集区,民族文化创意与区域旅游发展的耦合与创新及利用民族文化不可复制的文化特征,是西部民族地区追赶的潜在优势.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传统走向现代:民族节庆的当代语境 ——以楚雄彝族火把节为例

传统民族节庆是活态性的民俗活动,基于全球化、新媒体技术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模式转变视角的再审视,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延续、流变和再生.通过对楚雄彝族火把节当代发展语境进行研究,旨在厘清传统民族节庆在现代转型中的复杂关系,探寻民族节庆文化传统纳入现代视域下的新路径,及民族节庆活动在文化与经济的二元结构寻求传承与发展的契合点.     

当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及其治理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民族国家在各种不同层面产生了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主权认同、制度认同、政府合法性认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相应地淡化。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根源于国家治理的失败,因此要适应全球化对主权认同的挑战,提高制度设计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提高政府能力与社会信任度,构建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文化,构建多元一体的"国家-民族"认同,只有改革国家治理体制,才能重构持久稳定的民族国家认同。     

“社会”视角下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乡村治理的核心是乡村社会。新疆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存在"流动困境""公共性困境""治理主体的结构困境"以及"治理创新的困境"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来自乡村社会本身。因此,本文立足于新疆南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出在保持社会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创造社会外部链接,实现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发展社会组织、畅通社会力量参与途径,同时面对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环境要在党的强领导和政府的强作为下多方参与,稳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实现。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对京族鱼露助力京族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之路的思考与探索

京族鱼露是脱胎于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海洋民族文化而产生的特色民族饮食产品,并被列为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较强的生命能力以及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京族地区村落经济发展趋渐缓慢,对接全国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必要,关注京族鱼露,通过挖掘其文化价值,将其打造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产业化民族文化产品,完成京族鱼露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京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或可以成为一条可行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