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从“温州制造”的困境看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

近几年,国际原材料价格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稳步加快而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特别是美元持续走低以及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都推动了国际原油、黄金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提升.这使得主要依靠原材料和人工,且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企业遭遇致命性打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就承接了作为世界较多轻工业产品加工制造基地的重任,虽然已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卓越的贡献,但目前正经受着这一轮国际经济形势震荡的重创.以中国温州民营制造企业正在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逐步分析我国民营制造业的困境、问题以及解决当前困境和继续发展的对策.     

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作为中国第一钢铁大省,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产能上均居主导地位,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河北"绿色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限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在对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转型升级态势及面临的问题,从绿色制造体系和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多元化及特色经营、精益生产和精细化管理实施等方面提出了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具体对策。     

中国企业FDI的海外进入模式及其投资绩效的实证研究

海外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策。对中国企业FDI海外进入模式的投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关键指标对其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综合比较,进而归纳出海外进入模式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影响较为显著。中国企业应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选择适合的海外进入模式。     

整合供应信息链提升竞争力——中国制造模式下的信息化发展越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基地,即将进入世贸组织,面对世界竞争时,中国的很多企业,尤其是沿海一带企业,总结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国制造模式,从而将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进一步扩大化,以期与世界的其他制造模式进行抗衡。     

新常态下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负的外部性压力,促使企业应该对自身的社会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在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面临新的要求和变化,新常态所倡导的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一致性.因此,企业履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行优势、创新途径以及资源基础.     

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组织的影响

贸易与投资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加入WTO后,由于放松进入限制和关税非关税的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原来的进口,以更广的投资领域、更高的股权控制等进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怎样影响我国企业的进入退出,进而对我国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产生影响,是急需探讨的问题。事关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运行绩效的改善。     

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印尼的潜力和挑战

为推动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通过文献阅读法和统计分析法梳理了印尼的投资环境、外来投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探索RCEP背景下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面临的潜力和挑战。研究认为,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资面临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是制约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外在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如何处理好外来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关系是印尼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尼要充分利用RCEP签署带来的巨大政策红利,利用好两国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相关产业合作园区,深度参与印尼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能源经济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开发,形成较多互补性和较少竞争性的中印尼经贸关系,实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飞跃发展,外贸与投资领域的新突破。     

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营销组织的重组模式

中国大型装备制造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在重组的过程中企业的技术、人员以及业务稳定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本文以M大型重型装备制造企业营销组织的重组为例,描述和分析了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间重组的原则及整合模式,其实践表明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间重组宜采用渐进式模式。     

产品市场竞争、组织资源与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服务化是我国制造企业在新常态下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新发展方向。本文基于环境-适配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在对制造企业服务化动因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服务化发展对策。首先,从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战略转型特征出发,提出服务化决策变量,以规避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利用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竞争和组织资源因素对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行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产品独特性、产品市场势力、财务资源、无形资产、经营绩效与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决策显著相关,而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和成长性的作用未得到证实。建议从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融资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挥重点行业和龙头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推动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发展。     

反倾销案件里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否定与反思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产品出口量以此为契机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WTO其他成员国提起的对华反倾销案件也大量增加;针对中国企业产品低价可能构成倾销,其他成员国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相关规定使用第三国的成本价作为替代国,否认中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中国企业应当加大海外直接投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在市场准入及市场机会上的公平性,使相关企业和行业真正形成市场导向性质。     

中国工业企业进入与退出Or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Orr经典理论模型,采用1998年至2002年中国工业产业中37个行业数据,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解释和度量了在转轨经济中,中国工业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的原因及规模,目的在于阐明在转轨经济过程中,中国工业企业进入与退出的真实原因;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进入与退出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工业企业仍然存在明显的最小规模经济壁垒,受到产业增长的影响,进入率逐年提高,但对于固定资产以及利润和销售额的反应不明显,国有企业对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基于行业内和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双重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中国,不仅对中国本土企业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提高,而且使中国本土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行上下游的联系,有助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产品附加值提高,能源效率提升.     

论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成长

在全球经济高涨的势头之下,跨国行为、网络组织及其经营等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中重要的形式与活动,随之推动了各国消费水平和结构的革新,为之响应的是各国及全球经济组织对服务经济的逐步放开,最终推动了服务企业的国际扩张和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载体。加上中国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逐日增强,无疑使服务业跨国公司另类于制造企业,而不可遮掩的显露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加速，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2002)提出的2020年基本工业化核心目标和主要指标。当前，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是去工业化或放弃工业化，而是创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制造强国。根据《中国制造2025》，推动我国制造业与信息化、互联网化、数字化深度融合，向质量增长、中高端增长、国内外制造为主增长转变。现代服务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中国城镇就业的最大渠道、服务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风险与安全对策——以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为视域

近年来,主权债务危机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在发达国家群体内成规模地爆发。其通过东道国政府间接征用和市场需求萎缩、银行业危机等新渠道影响该地区内正处于迅速上升期的中国直接投资,给我国企业带来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文章在分析我国在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及建立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作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具体讨论源于我国不同投资者、以不同模式进入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直接投资受到的不同程度与性质的影响,并对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提出相关建议。     

经济新常态下辽宁省装备制造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对策

“十三五”到来之际,辽宁省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装备制造业作为辽宁省的支柱产业,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升级,抢占世界装备制造的制高点。研究经济新常态下影响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的驱动因素,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的梳理,结合辽宁省装备制造发展现状,选取科学技术、市场需求、市场竞争、政府采购、政府相关资金扶持以及税收减免六大因素作为驱动因素,并对其通过系统动力学中的因果关系图进行影响机理描述。对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进行总结,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创新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是促进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

中国企业新的一轮海外直接投资大潮正在形成。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要求。因而,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肩负着神圣的使命。通过对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儒教文明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对促进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及传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哈萨克斯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动态演变及中国对哈投资领域选择研究

随着哈萨克斯坦外国直接投资的演化及产业发展的变革,其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哈利用外资增速较快,但是波动较大且外资进入的行业集中.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机会很多.文章从哈萨克斯坦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来源国家、行业分布、主要方式及投资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领域选择提出建议.     

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对东亚国际分工的影响

本文以汽车制造产业为例 ,说明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与东亚地区经济国际分工关系的形成过程 ,论述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经济关系的结果即相互依存经济关系日益深化的现状 ,最后就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经济关系的特征和发展走向做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