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抉择和乌热尔图随笔创作

放下成就突出的小说而操起散文随笔,这是人们对乌热尔图不解之处。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难言苦衷。乌热尔图自觉担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讲述鄂温克和他族人的情感。通过乌热尔图的言说,使读者可以抚摸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脉,他们的今与昔,得与失。引领人们参与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紧迫思考当中。     

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

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坛,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分别以中篇小说《丛林幽幽》和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作为小说绝唱。他们经由记忆危机的故事讲述,引领读者穿越创伤记忆的历史黑夜,从记忆贮存、生命魔变和目光见证三个维度,缓解疗治自身及其民族共同体因遗忘、创伤而带来的心理焦灼。记忆的故事与告别的小说意味深长地构成了一对悖论性的存在,为了纪念的小说告别已然有了相当的文化重量和文学史意义。乌热尔图和扎西达娃的记忆危机写作,没有采取一般见证文学惯用的暴露叙事和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而是与同时代的寻根文学一起,以高度饱满的魔幻化、寓言化的方式展开,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独有的审美风情和想象方式,为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张目。他们在1993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地形图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苍凉的背影。宿命般地,为了纪念的告别成了两位小说家决绝悲痛的写作姿态和象征仪式。     

徐訏小说的抒情特征

读徐汗小说,我感到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倾诉”。他的小说叙述话语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潜在的情感暗流,读后令人伤感、沉思乃至迷悟。他或借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倾诉,或直接以“我”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历程,玄思冥想,性急的读者也许会厌烦他的这种耐心的罗嘴,这也是他的小说在香港那种快节奏商业社会里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鬼恋》中借“鬼”倾诉对革命的失望,对由“人”变”鬼”的一段人生惨剧痛定思痛后的愤感与悲哀。到了晚年写的《江湖行》、《彼岸》,徐汗直接虚设一个“你”,好让“我”对“你”…     

"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研究至今拘囿在社会学层面上,其流行观点为“鲁镇”就是乡村,悲剧主人公就是“农民”。实际上,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的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     

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

论文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揭示汉语写作怎样成就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1.融文人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说蕴涵丰富的神话母题素及民歌为一体,为文学史家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性文本形态.2.汉语平台上民族文学中所描写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习俗地理特征等地方性知识得到了文学性表现,形成了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机制及诗性智慧的再发现和启示.3.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认同意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表现为双重性和动态性.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在汉语写作平台上,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     

鲁迅小说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首先是一个伟大战士。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风格的特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人民强烈的爱和对敌人强烈的憎,是鲁迅的人格,也是他的文格,即他的文艺作品总的风格。这在小说创作里,主要体现为“忧愤深广”,凝结成一种沉郁的风格。杜甫曾以“沉郁顿挫”四个字来概括他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风格的内涵,委实有很大的比重出入于沉郁顿挫之中。”这是由于我们民族屡遭忧患的苦难现实,以及有才能、有抱负的作家却穷愁潦倒,同被压迫人民比较接近的状况所决定的。鲁迅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这一风格,并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用“沉郁”或“沉郁顿挫”虽然概括不了鲁迅的全部风格,但却可以概括他艺术风格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沉郁,不是沉闷郁结。沉,是深沉,沉实;郁,是蕴积,含蓄。由于蕴积深厚,发而为文,故深沉有力,“志隐而味深”。鲁迅自评他的《狂人日记》为“忧愤深广”,其实何止这一篇,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是这样。他为我们民族而忱,为我们的人民而忧,为人民的沉迷不悟而愤,更为中外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而愤。这忧愤又何其深沉,深广。他不仅目睹现实,而且远瞩历史。他的作品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概括了极     

晚清“政治小说”误读现象研究

晓清小说转折时期的背后是一个帝国衰落、民族自大心理崩溃、民族危机感深重的时代。甲午战败彻底击垮了中国士大夫的“天朝”心理，导致了他们心理从自傲到自卑的严重失衡；也使中国的士人完全失去了原本的从容和自信，促使他们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产生了急躁的功利主义情绪。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再加上他们自身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眼光共同形成了他们接受外国小说时的“期待视野”。这使得他们极力鼓吹政治小说救国，对政治小说产生误读成为必然。     

沙汀小说的叙述方式

中国小说观念、小说形式的现代化,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蕴酿渐变,到“五四”时期发生质变而基本完成的。“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小说,虽然也从传统小说母体中吸收了某些营养,但从基本格局到叙述方式,主要还是接受外来影响。在够得上“现代”意义的我国现代小说里,不仅完全摈弃了章回体的格局和说书人的俗套,叙述方式也不只是对叙述对象的被动适应(同一叙述对象,以不同方式叙述,效果大不一样),而成为作家自觉主动的美学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更富有意味和个性的一种艺术传达方式。沙汀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文体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真正称得上文体家的,除鲁迅以外,为世所公认的实在不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还是相当“现代化”的,他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是相当成熟老练、灵活多样而富于创造性的。     

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为什么要重读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自杀故事中讲述了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社会主义人民的集体性主体,而是在后者解体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具有文学共和的潜质。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论李向南

自从电视剧《新星》播出之后,李向南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名噪一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产物,他由电视剧《新星》造成了社会“轰动效应”。李向南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到了小说《京都》中却受到了社会的“冷落”,乃至有人骂他为“伪君子”等等,这无疑又反映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们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改变。     

对余华小说一种存在哲学的解读

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愤怒和冷默的作家”① 的独特风格 ,批评界也对他“好像迷恋上了暴力”② 表现出迷惑和不解。余华自己的解释也让读者满头雾水 ,因为余华自己承认 :“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③ 如果抛开作家和批评家的指引 ,到哲学家那里寻找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会出现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情形 ,也未可知。一、他人的死亡与我的死亡　　在《活着》这部被余华自己称为“高尚的作品”④ 的小说里 ,余华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里一个地主少爷经历的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这部小说如果用“死着”来命名…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沈从文湘西小说:“品德重造”的工具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作为他实践自己创作主旨的秘密代码而存在着的。在他所构建的湘西小说世界里,写于１９３２年以后的小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一年,沈从文走出了自己的精神误区,他高扬起“民族品德”和“人的品德”重造大旗,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追求。沈从文...     

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

关于古小说起源的诸多学术观念存在起源绝对化的问题,原因是忽略了对小说发生过程的研究。“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古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其发生相通,故“采”对于古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古小说发生过程,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古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古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这决定了古小说的民族特征及文化成因：内容上“博”、“杂”;在结构上崇尚“小”;创作时持非正统心态。     

从《艳异编》《广艳异编》看明代中晚期小说审美观念的发展

明代中晚期出现了《艳异编》和《广艳异编》等小说选本,所选篇目以“艳”和“异”为主要题材,这与明末社会思潮、选者审美趣味、小说观念变化密切相关。由此反映了小说观念由“奇”到“奇”、“艳”、“异”三者结合,从“雅”到“俗”的审美趣味和由“情理”到“情欲”的情感观的变化。     

试论马识途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他不愿意谈论他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他只是谦逊地表示,他正在努力追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甚至还曾质朴地把他的《夜谭十记》、《三战华园》等作品称之为“新评书”、“新传奇”,说它们不过是“我摆的一个龙门阵”,“一个革命斗争故事”。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的赞赏,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剖析一下他“继承了我国的小说传统”,“用摆龙门阵的方法”写出来的小说,为     

悲喜剧结合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悲喜剧相结合的小说,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小说最能体现鲁迅小说的特色。悲喜剧结合是对立的同一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对立的同一性,包含着两种意义:其一,对立双方因一定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对立双方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转化。悲剧和喜剧相结合,也存在“共处”和“转化”两种情况。“共处”,不言自明。“转化”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悲剧性人物,到另一历史时期则可转化为喜剧性人物;二是,在同一作品中,悲剧向喜剧转化。由“共处”而形成的悲喜剧相结合的作品和由“转化”而形成的悲喜剧相结合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主     

谈胡适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

胡适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忠实鼓吹者,他在小说考证中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有三：一、自觉的以小说考证为契机,意在给文人学者一把治学之门的万能钥匙;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助推发力、摇旗呐喊,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三、在语言文字的“破旧立新”上以白话代文言,也是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生动体现。     

周文小说风格论

左联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的扶掖和推出, 以及 20世纪 30年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 对造就“多产作家”周文不无帮助。然而通过对周文小说世界的考察, 可发现他对左翼乃至 30年代的“群性”具有某种偏离。“非英雄主义”是其一。他的小说中找不到英雄主义, 而英雄主义在 30年代民族危亡之秋是怎样的振奋人心、炙手可热! “非优美”是其二。以绝地意象统摄小说世界, 决定了他“非优美”的艺术追求。而“非英雄主义”与“非优美”的结合不但令周文小说风格独具, 而且内在地契合了他对世界的“绝地”感受与“弱者”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