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典型”的自然质

典型，在西方早期基本上是类型说。尔后，逐步形成了个性典型观。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阶级典型”说，“共性与个性统一”说、“共名”说、“必然与偶然联系”说、“个性出典型”说、“中介一特殊”说等。这些观点从不同侧面，逐步揭示了典型的特征和本质。《文学理论简明辞典》（李衍柱、朱恩彬主编）对典型的界定是“典型就是典型的艺术形象。当艺术形象能够把社会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概括进来，因而能够通过鲜明的个别形象的描绘反映出事物的一般规律时，就成了富有典型性的形象，即典型形象，简称典型。”恩格斯在《致敏·考茨…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运用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杰作——读《变色龙》

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通过对警官奥楚蔑洛夫处理猎狗咬人事件的经过情形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奥楚蔑洛夫这个善于见风使舵、看人行事、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霸道的“变色龙”的典型形象,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国社会的极端腐败和黑暗。“变色龙”是一个概括性很强而又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几乎全是采用了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下）——《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上）——《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农村改革叙事的焦虑——重释陈奂生形象

细读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不难发现对陈奂生形象阐释的主流观点存有三个困惑：陈奂生是物质贫困还是精神贫困？陈奂生是“典型”形象还是“另类”形象？陈奂生的精神重负是“历史因袭”的还是“现场即兴”的？这几个困惑揭示了《陈奂生上城》中“精神批判”主题与文本叙述存在着偏差，其原因是国家政治话语规约下的惯性思维大大限制了作者对农村改革问题的独立性思考。     

窦娥·节妇·孝妇——窦娥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解读

长期以来 ,人们对窦娥这一形象存在着误读。从《窦娥冤》的情节、故事源流、前人的解读看 ,窦娥是封建节妇与孝妇的典型 ,这才是窦娥形象的文化内涵。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元统治下的“贵壮贱老”、收继婚等社会风俗激发关汉卿深藏的民族意识的结果     

活生生的变色龙——《变色龙》典型塑造琐议

契诃夫短篇小说《变色龙》,颇受好评。但论者往往忽略这一短篇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即塑造了活生生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典型形象。而这一点,无论是小说评论,还是小说教学,都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塑造艺术典型的要义是要写出活生生的鲜明的个性来,写出“这一个”来。可以说,没有个性就没有典型;没有鲜明、生动、独特的个性就没有成功的艺术典型。个性,是作品提供的人物所固     

从“丫姑爷”到老通宝

《春蚕》是“五四”以来的杰出短篇小说之一。《春蚕》中的主要人物老通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中国老一代农民形象。茅盾说过:“老通宝这个典型(即使不是十分明显的)是取自邻村的一个农民‘丫姑老爷’”。这对于我们理解典型塑造是很有启发的。     

论毛宗岗的典型形象对比分析

毛宗岗关于典型形象塑造的评点,既不泛泛而谈,也很少孤立地论述,而是进行对比分析。这虽非毛宗岗所独创,在金圣叹评点《水浒》时已用此法,但只是对个别人物如宋江偶而用之,而毛宗岗则普遍用之,即对绝大多数典型人物都采用此法进行评点,故也可说是他的评点的特点之一。所谓典型形象,是指在这种艺术形象的个别的特殊性中体现了这一或那一社会集团、阶级、民族的代表人物所持有的特性,体现了一定历史时代甚至许多时代的许多人所共有的特征。恩格斯强调指出作家应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同上书第453页)显然,典型形象既有其特有的特征,又具有     

于无声处听惊雷——试析晴雯形象及其意义

《红楼梦》产生于“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恩格斯:《波斯与中国》)的清王朝“乾隆盛世”。所谓“盛世”,只不过是这个逼近死亡的封建社会在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透过“回光”照出贾府这个末世缩影来,在这缩影里又典型地再现了大观园这聚集冲突的旋涡,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刻划了富于反抗精神的不屈女奴们,塑造了“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典型形象。晴雯这个形象,在作品的矛盾冲突中,所居的地位不及宝玉和黛玉,然而,她的反抗所立足的阶级地位和本质意义,却高于他们,超过了他们。在“河清海晏”所掩盖着     

挣扎在寒夜中的职业女性——曾树生形象的再认识

从新的视角阐释了巴金《寒夜》中曾树生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曾树生是旧中国职业女性的一个典型,通过对她的生活和命运的展示,真实地反映了２０ 世纪中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普通职业女性的生存状况。曾树生形象是“五四”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和发展,她在精神上经济上具有独立意识。这一形象蕴涵着巴金对女性的生存意义及出路的探索     

用历史变革的观念重新评价“小人物”

从道德伦理角度对“小人物”形象一味认同的态度是解读上的一种偏失,有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褪去笼罩在“小人物”身上的道德色彩,从理性的层面对“小人物”形象重新予以审视,则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小人物”形象是奴性意识的化身,是善良幻想的典型。“小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的同情,但更多地倾注了作者对其劣根性含蓄而深沉的抨击,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浅谈觉新形象的典型意义

剖析觉新悲剧性格的命运形成的外因，揭露控诉了封建专制家庭的罪恶；其内因则是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软弱性格。这一形象至今仍有认识、启迪、借鉴的典型意义。     

既是阶级典型 又是思想典型——阿Q形象试论

《阿Q正传》问世六十年来,在中外文坛上引起广泛反响,阿Q的形象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被公认为卓越的艺术典型。然而,关于阿Q是个什么典型形象的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意见中最大的分歧莫过于阿Q是阶级典型,还是思想典型。或者说,种种意见概属于两类:“革命农民”,“二流子”,“落后农民”等等论者,均视阿Q为阶级典型;“复合体”,“精神寄植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三个被遗弃的丈夫——包法利、德·瑞那、卡列宁形象比较谈

世界文学画廊中,艺术大师们塑造了一组组读者熟悉的形象:英雄典型、吝啬鬼典型、多余人典型、野心家典型、美的女性典型、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典型……而《包法利夫人》中的医生包法利、《红与黑》中的市长德·瑞那、《安那·卡列尼娜》中的官僚卡列宁等也似乎同病相怜,无以名之,姑且叫做被遗弃的男子或“戴绿帽的丈夫系列形象”。这三个人物虽非三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但都是刻划得有深度的艺术典型。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包法利夫人》英译本导言里赞赏它“全部人物的现实性(最小的人物也     

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的时代建构

陈景润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的代表性符号,其建构体系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论的典型范式。本文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的起源;从核心要素、特殊要素与宏观体系三个层面阐释该形象建构体系的建构要素;从艺术创作的视角总结“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指导下文学艺术、美术、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中各类作品的表现形式;从社会学与受众理论出发,对当前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的革新进行阐释。陈景润的“科学英雄”形象建构在当前已经到了一个重新申明建构理念并完善和确立建构路径的最佳时机,如何继承和发扬“科学英雄”建构理念,将是学界要面临的一项系统性课题。     

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论贾宝玉的感情行程及其归宿

贾宝玉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典型形象,也是不易把握、议论颇多的一个形象。有说他是“贵公子”的,有说他是“多余人”的,有说他是“叛逆者”的,也有说他是“新典型”(或曰“新萌芽的代表”)的。我们不想从政治角度给他一个什么鉴定,而是想在分析他所赖以生长的土壤的前提下,着重剖析一下他的感情系统,及其与他的归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