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南阳之寿”

<正>苏东坡《后杞菊赋》云:“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西河南阳之寿。”此言枸杞、菊花入药之效。岂料吴伯萧作为吃菜乐趣而引入《菜园小记》,可谓一误。而历来的教学参考书,在为该句作注时,更将“南阳郦县”书为“南阳鄜县”,可谓误中之误。 查“南阳之寿”原出葛洪《抱朴子·仙药》: 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菊花。菊花堕水中,历 时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老寿: 高者百四五十,下者亦不下八九十,无夭年人。     

南阳菊考

<正> 顷读阎旭生同志《典故“南阳之寿”》一文,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既喜二千余年赞誉不绝的南阳菊终得注意,又喜自己得一同仁.笔者研治南阳地区历史地理,于南阳菊之变迁有所留心,早成有文,兹不嫌步人后尘,略陈浅见,聊备补苴.一、南阳菊变迁 最早记载南阳菊的文献是《汉书·地理志》,它虽然只说到析县(今西峡)有鞠水,但此水即以地产菊花而得名.《后汉书·郡国志》郦县注引《荆州记》云:“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饭此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南阳地理文化环境对南阳民歌的影响

<正>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连亘绵延数千载,其遗产之丰富多彩,流传之广泛久远,使中外音乐史学家感叹不已.其中的民间歌曲,更有着光辉的成就.它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反映了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南阳民歌,是南阳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停地运动变化,并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地推陈出新.千百年来,它体现着南阳人民的精神世界;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同时,也创造了抒发人民喜怒哀乐之情的各种艺术表达方法.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南阳文化史薮(二)

<正> 续笔小言 1985年笔者曾在贵刊发表《南阳文化史薮》两则(《梅花城释解》与《羊续其人》),当时意在抛砖引玉,用众人之力把祖国一方大郡、历史文化名城——南阳的丰富、绚丽文化蕴藏揭示出来,一做历史检验,二做继往开来,为振兴祖国、家乡南阳经济文化做出些有益的贡献。今天,南阳已正式对外开放,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工作看来更有必要、更有意义的继续做下去。恰好贵刊又专辟《南阳地方春秋》,正是用功之所在,故此我们冒昧地把这一工作接续下来,以和南阳诸君(其中有我们的老师和学友)尽善尽力的完成这一任务。     

论盆地“小特区”的开发

<正>正当我国处在深刻变革、飞速发展的崭新历史时期,南阳地委行署批准:“南阳县辟出小特区——南阳漯河经济开发区”。这是一项具有冲破盆地意识,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参与国内外两个大循环,实行双向推进,迅速发展南阳经济的战略决策。这项决策提得好,提得及时,符合形势的需要,符合盆地实际。可以预料,南阳盆地通过“小特区”这个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窗口”,必将带动南阳的经济起飞。本文就盆地的自然条件、矿产资源、农业资源、历史基础、盆地的需要等方面加以论证,以便开发者参考。     

“河南曲剧”在南阳地区的流传及其它

“河南曲剧”(下称“曲剧”),即以往的“高台曲”。它是植根于辽阔中原大地上的一株艺苑香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由于它较早地而又较集中地在南阳、洛阳等地区流传、发展,故而有“南阳曲子”与“洛阳曲子”的称号。又因南阳一带盛行“大调曲子”(下称“大调”。即“古子曲”),所以又有着“南阳大调”与“洛阳小调”(下称“小调”)之     

试论殷商的“德”观念

关于殷商是否存在“德”观念,甚至是否有“德”这个字,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殷商存在着德观念。本文将探讨这一问题。一、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字甲骨文中有“(?)”和“(?)”字。孙诒让、罗振玉、唐兰等释为“德”。郭沫若、商承祚等先生释为“直”。这两种意见都可以为甲骨文中有“德”字之证。一般认为,古文中“德”字从“(?)”(直)从“心”。古文献对直的解释:《诗·小雅·小明》“正直是与”,注疏曰“能正人之曲曰直”;《尚书·洪范》:“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诗·小雅·何人斯》“以极反侧”,注疏“反侧,不正直也”《礼记·玉藻》“头容直”,注疏“不倾顾也”;《月令》“先定准直”,注疏“直谓绳墨得中也”。由此直字训有正、顺、准、中等义。其古音与德同在职部,以同音通假。所以金文中辛鼎、德鼎、德方鼎的“(?)”“(?)”训为德。辛鼎中的“厥家雝(?)”,已被确认为“厥家雝德”。     

“享”“饗”考

“享”和“饗”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字。清代小学家对这两个字的训释意见分歧,例如段玉裁说:“小戴记用字之例,凡祭言,饗燕字皆作饗,无作(?)者;左传则皆(?),无作饗者;毛诗之例,则献于神曰(?),神食其(?)曰饗……各经用字,自各有例。”阮元则说:“有同字义别而相因者,如献神为享,神食其所献亦为享是也。此等在训诂中盖未可枚举,后儒曲为分别,乃以献之作享,神食所献作饗。”他的结论是享、饗本为一字,“断非有二形也。”马瑞辰也说,献神及神食所献通作享。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特种“隶属状态”的历史考察

历史上某些特种隶属状态,尽管所关不大,仍有必要分别作历史的考察,以免影响各个时期的历史结论.这里拟择取若干特殊现象,试图作一些历史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于自己搞清问题.(一)梁任公一九二六年左右撰著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举广东新会故乡事例,谈"世仆问题",谓:"吾乡及附近各乡皆有所谓世仆者.其在吾乡者为龚姓,其人为吾梁姓之公仆.间其来由,正如雍正上谕所谓:仆役起自何时,茫然无考者.其身分特异之点:(一)不得与     

“为长者折技”解

《孟子·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一语,历来有三种解释:一、折取树枝;二、弯腰行礼;三、按摩。后两者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孟子“老吾老”的思想,多为训释家们采用。“折取树枝”则未然。说它是“攀折花枝”(朱东润语),似乎并非长者之喜求,说它是“取以为薪”,似乎并非长者之难为(可砍伐矮小的灌木或在野检拾)。但是,解“折枝”为“折取树枝”毕竟最是“尚简而通”,符合《孟子》文字浅近、语意明畅的语言风格。《庄子·人间世》:“夫柤、梨、橘、柚、果(?)之属,实熟则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又     

论“南阳作家群”的成因及其文化特征

“南阳作家群”的崛起是新时期中国文坛出现的文学现象之一。它的形成主要与这一地域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作家们的不断努力、积极进取等多种原因分不开。这批作家的作品也鲜明地带有南阳地城文化的特征：乡土性与当代性、对淳朴民风与崇高人格的赞美、对历史文化的展示等。这些创作特征也成为南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立足之本。     

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明末清初,湘黔边地腊尔山一带还是"化外"之地;雍正时,这一地带被拓疆设厅;道光时,松桃杨芳在"自叙家谱"中通过祖先记忆,建构了一个源于关中、精忠报国的先祖体系,为自己的正统文化身份找到合理的解释。杨芳的这一行为,既是其所处时代个人的需求,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借用,更是湘黔边地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边缘族群"内化"的历史。     

南阳方言副词“情”与“情管”

南阳方言副词“情”的语义功能有两种:“情1”表“劝勉”,“情2”表“劝诫”;后者是前者在主观化过程中句义规约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情”在表意上实现了从“消极祈使”到“消极禁止”的转变.“情1”是南阳方言副词“情管1”的缩略形式;“情管1”主要用于“劝勉”,由于语音条件的限制尚未发展出表“劝诫”的用法.南阳方言副词“情管1”与冀鲁官话“保证”义动词“情管2”形同意不同;从来源上看,“情管1”也并非南阳话的特有方言词,它实为汉语共同语“尽管”一词的方音形式.     

释“熊” 兼论楚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统一大业的贡献

一楚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楚国最初的历史直溯入神话的云雾,古史谓楚为祝融之后,但远古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司马迁谓楚之先人在夏商曾为侯伯,其事固甚渺茫,但不会完全无据。《诗·商颂·殷武》云:“挞(?)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殷武》固是宋国之诗,但旧说谓祀殷高宗之作。可见殷     

孔明躬耕处释疑答问

甲:孔明躬耕于何处,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襄阳的南阳之辩,近年来持南阳说者频频撰文力申己见,其论颇为雄辩。不知这桩历史公案是否可以就此了结? 乙:持南阳说者文虽雄辩,其论似可商榷。 甲:主南阳说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证据就是《三国志》载孔明《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躬耕于南阳”一句,不会是传写有误吧?！     

说“殷”

商代盘庚迁都洹水之后,改国都为殷,后人由此习惯称商为殷,或二者兼言之,称为殷商。解开此字的形义之谜,对研究殷商一个方面的社会心态是极有帮助的。殷,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文中作(?)诸形。《说文》:“殷,作乐之盛称殷,从(?)从殳。易曰:殷荐之上帝。”段注:“乐者乐其自成,故从殷;殳者     

《出师表》中“南阳”一词注释订误与“诸葛庐”遗址刍议

<正> 统编中学语文课本《出师表》中“南阳”一词的注释为:“郡名,在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一带。”似是而非,令人费解。因为作为“郡名”的南阳,历代境域迭有沿革,“注释”究就何代而言?明明南阳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何以反而“在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一带”呢?本来,自从诸葛亮的《隆中对》和《出师表》鸣世以后,由于后者中有“躬耕于南阳”的说法,以致千百年来的不少人,尤其是明、清时期豫、鄂两省的文人学士,对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