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干预策略 ——以归真堂事件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真堂事件中,一些环保组织和动物保护组织积极利用媒体,干预社会舆论,成功阻止归真堂上市,影响了政府和市场行为,其干预舆论的技巧值得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借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会更加积极地利用媒体,干预舆论的行为也更加多样化和隐蔽化,这既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为社会稳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舆论活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基于四个维度的当代中俄市民社会发展比较

从兴起背景、问题、特征与培育路径四个维度,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系统分析比较中俄市民社会,探讨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中俄市民社会的兴起背景相同,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因素。中俄市民社会发展存在的共同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用有限、中产阶级不成熟、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俄罗斯市民社会发展还存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政党制度发育不良、境外势力渗透和影响问题。中俄市民社会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都属于政府主导型,存在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同时中国市民社会具有自身的稳定性、渐进性、权威性特征。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培育非政府组织并发挥其功能,发展壮大中产阶层,培育公民意识,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防止颜色革命是中俄两国国家治理中培育市民社会的主要路径。     

略论我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问题

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对平衡多层次的社会利益,推动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并实现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等2个方面入手,消除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参与功能。     

积极推进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

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虽然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宗旨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如果非政府组织具有了独立的权利主体地位,依靠其自身的建制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政治主体,介入政治过程,发挥其政治功能。本文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试图剖析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正功能,有效限制其负功能的途径,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均衡的实现机制,为国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分析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序性的一种状态。政治稳定是相对的 ,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来自于政治制度的调节机制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保持政治稳定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建立有效的政治稳定机制 ,强化政府功能和政党组织建设 ,增强社会控制能力 ;运用政治社会化手段 ,促进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通过适度政治参与 ,加快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权威的构建与发展——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总体方向是政治民主,但具体模式或路径由各国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通过对我国国家生成机理的分析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比,可以看出,与西方国家由社会塑造不同,中国是由国家对社会进行塑造,国家权威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并非相互排斥。而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的核心政治权威,通过其领导下的社会构建和党内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民主化。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试论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政治中国家非理性决策的矫治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变革之一。今天,非政府组织因其以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善于沟通与协调,而在防止及治理国际政治中国家因过分追求本国利益、或信息不完备、或政府间欠缺沟通、或政府领导人自私自利等导致的非理性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论良性官民生态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公共权威实施公共管理的行为,而要达到公共权威运用的最佳状态,不能仅仅靠政府单方面努力或单向度的控制,必须依靠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相互付出与彼此协同。良性的官民生态是形成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倡导良性官民生态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着力培养和塑造"积极公民"的角色,加快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并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价值与法治功能探析

作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的主角,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对现代国家追求立宪主义的目标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制衡公共权力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非政府组织的法治功能则主要体现在整合调控多元利益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两个方面。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论非政府组织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功能及其发展策略

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优化结构、创新组织和整合社会的功能,是推动政府 职能转变、促进公民社会成长、整合社会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相对和谐的有 效机制与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面临诸多发展困境,需要探索科学合理的发 展策略。     

论非政府组织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可以增加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力度,增进社会容忍,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重大意义,力求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优势,拓宽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沟通机制,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及其路径探析

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作为改善民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对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对于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应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帮助政府解决一些边缘问题,以便更好地回应和满足广大群众的多元化服务需求。但是,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发展的基础不牢固,自身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而且面临诸多的外部发展障碍,这些严重阻碍了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因此,本文从非政府组织自身及其与政府、执政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探讨其在我国的发展路径,旨在为其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良好环境。     

试论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自己价值观,进行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的有力武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同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外国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或者设立代表处,或者寻找合作伙伴,或者发展组织成员。外国政府通过资助国内非政府组织及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渗透和控制,收集情报,为其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服务。     

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进程、现状及第三配置效应分析

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其社会非政府组织也就越活跃。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非政府组织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台湾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好,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其非政府组织大规模的发展却始于解严后。经过解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已是相当成熟,并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而这种资源配置正是政府或市场难以或无法实现的第三配置。台湾因其特殊政治地位及海岛型经济的影响,其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中的第三配置效应却又显现出其特殊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变局与困境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周期性变动是全球化进程中注定的被边缘化,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贪腐盛行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社会政治文化暴力功能的示范效应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以及大国博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困境入手,分析论述了私有化进程中贪腐盛行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复古的政治文化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失误和吉尔吉斯斯坦变局的大国博弈因素。     

论和谐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

社会和谐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研究和分析政治中不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保持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法理性的合法性权威认同和满足社会阶层一定的企望要求,还要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     

论现阶段我国政府权力的强化

现代化进程既需要社会成员投入的基础性作用，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政府对社会较强的动员、组织能力，是我国传统的政治优势，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但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出现了政府权威整合缺失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要求在政府体系内实现结构──功能重塑、增强财政积累、遏制少数公职人员滥用权力行为，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