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鬼神信仰及其惩罚性社会控制机制研究

＂惩罚＂与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网络密切相联。传统社会中关于＂鬼＂的种种言说及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惩罚性的社会控制功能。今天的国家应当结合简单社会复杂化的现实,更好地顺应社会需求,配置社会控制资源。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演变与展望

以新中国成立60年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为线索,说明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是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而相应调整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大致经历了从自由宽松型到严格限制型到防范控制型再到多元目标整合型4个过程。在对4个过程解析的基础上提出＂公民导向服务型＂的新管理模式,即致力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社会中间组织的培育和流动人口自组织的自我完善与自我管理的模式,并认为这应是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模式。     

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模式变化研究

对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解放前、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发展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解放前,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基本遵循两种模式,即＂独立-合并/独立＂模式和＂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只有一种模式,即＂独立-独立＂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模式有＂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决定因素;国家政策的变化是直接决定因素;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则是关键因素。     

集体化社会:南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结构性约束与社会风险

国家建构进程不仅受国家自主性影响,亦受社会自主性约束。现代政治动员的历史基础,以及新疆南疆少数民族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及其自主性,使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只能吸纳部分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在南疆呈现出"行政不完全吸纳社会"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国家难以对南疆少数民族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产生社会安全风险。化解南疆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对集体化社会采取两面策略,在防范结构性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治理新疆的长治久安要求看,根本在于推进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均衡发展。     

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哲学解读

＂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是技术社会需要关注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处理和解决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社会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对立和争论。文章对这二种理论分别进行了哲学的解读,并分析和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和相互联系。     

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

文章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当代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以民为本＂的管理主体观,＂以和为贵＂的社会关系观＂,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观＂,崇德隆法＂的社会治理观,务实重绩的社会效能观。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地方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从社会人力资源管理职业道德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剖析目前国内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并结合地方企业定位和地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形成以＂四合＂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企业-学生个体-教师＂四位一体为基础,以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以人力资源管理工具为资源,培养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人才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学者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多角度分析这一主题,并形成了几种主导性的解释模式.同时,也有学者以西方的一些理论和分析范式为基础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国家-社会视野中农民合作特点考察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其理论核心是关于C IVIL SOC IETY(民间社会)背后显影的国家与社会持续不缀的互动关系。通过此视角来考量变动中的中国农村集体合作历程。当代中国的农民合作与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具有密切关系。“新型”意指国家与社会的共生互强,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思维模式。具有更多自由度和自愿性的农民集体合作有助于和谐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诞生和发展。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建国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

摘 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国家限度理论探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变化演进情况。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困境及路径

新型城镇化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相关领域中复杂的具体社会关系,而且直接蕴含着国家-社会力量干预等宏观社会关系。而国家-社会宏观关系的处理方式及其效果直接决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水平,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新型城镇化面临着农村土地违规开发引起民怨、人的城镇化滞后引发社会不公、过度开发引发生态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困扰,因此必须从国家-社会关系入手,释放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利益协调功能、公共决策参与功能、缓解社会冲突等功能,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