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后现代的道德回归——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道德是伦理的产物,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后现代,伦理呼唤道德冲动,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天地大美贲饰有道——论《周易》贲卦的美学意蕴

《周易》贲卦,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古代美学思想之蕴涵。历代学者所分析的《贲》卦中象数、义理内涵,涉及美学范畴者颇多,而其中关于“天文”与“人文”的会通,“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的联系,以及由《贲》卦引发出的“文”“质”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传统美学观念中“文饰之道”的思想要素。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

家庭教育伦理是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首先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其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要从多方面来培育人性“致人性于全”,以此来实现培育“新人”的任务;家庭教育的伦理原则就是“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家庭教育方法也要注重伦理性,这就是要反对以打骂的方式来虐杀孩子的天性,提倡尊重孩子天性的游戏。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诗歌的中西文化差异探析

但丁·罗塞蒂与王维是中英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他们的都是著名的诗画家,其诗歌都具有诗中有画的特点,然而又在主题、表达方式、自然观、宗教色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罗塞蒂诗注重个体感受,王维诗更注重人伦关系。罗塞蒂的诗歌语言描写细致,而王维更讲求言外之意。罗塞蒂的回归自然追求“我”的彰显,即回归于人的“动物性”,如动物般任性率真;而王维的回归自然是追求“我”的泯灭,即回归于人的“植物性”,如植物般无悲无喜。罗塞蒂将幸福寄托于天国,而王维则崇尚现世解脱。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解易的重要体例,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上的鲜明体现。在《周易外传》中,对乾坤并建的诠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进行批判,以突出天地的本体地位和对万物的统领作用;其二,对乾坤所代表的知与能、易与简、纯与杂进行阐发,彰显乾与坤在万物的存在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乾给万物以存在及其性质,坤给万物以存在之展开与性质发生功效的能量。乾为健,坤为顺;乾始物,坤成物;万物为杂,乾坤为纯,万物在健与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与运行。其三,太极有易以有于易,代表天地总体的太极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太极与万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以此拒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吕留良对“止至善”的义理诠释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朱子学者,与同时期的名儒黄宗羲、张履祥都有密切的学术交往,被清廷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的陆陇其则直接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曾静案”的影响,吕留良的著作遭到全面禁毁,其人及其理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也逐渐湮没。对吕留良理学思想的挖掘和梳理,有助于今人对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发展概貌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在其著作《四书讲义》的《大学》中,吕留良对三纲领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将“止至善”置于三纲领的核心地位,既吸收了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糅合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工夫合一思想,形成了他对“止至善”独特的义理阐释,对明末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王弼的学术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王粥摒弃迷信，以理性治《易》的学术思想，即：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周易》卦象与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卦交辞文字的譬喻性的问题，且在具体的释卦中有所运用。但是，由于他服膺《周易大传》的“象数说”，导致了释卦中的某些失误。随之论述了王弼以“无为”解决了“会通孔老”的时代课题，从老子道的作用层上发掘其理论的价值。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老学”研究，亦有启示作用。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与《史记》成书之谜

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遭遇李陵之祸,李陵之祸只是导火线,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不满与批评。关于《史记》的成书之谜,《汉书》明确指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似已有定论,但王充的《论衡》与《文选》的李善注似又否定了《汉书》之说,故特意挑明疑点,以求高明。     

宋代易学视野下乾卦卦义考——乾卦之阴阳自然观

宋代易学立足于象数,着眼于义理,进而穷究阴阳互动的自然观思想,并以阴阳为核心指涉,铸造了诠易的向度结构框架。其中乾卦卦爻辞所涵摄的阴阳互动思想,集中地彰显出乾卦卦体之所主及爻义之内在逻辑,流射出乾卦阴阳互动关系的结构程式和理路模式。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今日山花昨日风——人才学专家王通讯序跋述评（一）

序跋之体,中外有之。序跋之于学术有推波助澜之功,通过对我国著名人才学家王通讯序跋的收集、整理和挖掘,就其所掌握的100多篇序跋,分别从序跋所阐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的角度,就王通讯先生有关中国人才研究历史、人才规律、人才开发、人才方法论、人才实践的人才思想,以及他从开创人才学事业那一天起,为促使人才学分支学科发育、推动人才学基础理论研究、扶植青年人才研究者成长的所做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在评述王通讯自身长期致力于人才学系统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就王通讯的科学治学精神、谦谨的学人品性、著文做事的认真态度,以及提携后进、培育人才的故事进行了深度探秘,精致地揭示了中国人才学研究的高端学者和在学术上公认的优秀领军人物[1]的学术人生风采。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成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