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

从学科层面看,价值论是继存在论、意识论之后形成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在学说层面上,导致“价值论空白”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非学术的社会因素,二是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可容纳性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必须把人类生活实践及其历史发展作为价值论研究的最终“文本”,深入到实践结构的内部去揭示价值现象的基础和地位,要用具体的历史的主体分析方法来把握并揭示价值现象的本质,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价值导向。     

关于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兼与宋伟先生商榷

宋伟在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文章中为了反驳董学文先生的论点,把“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打成“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此论有很多理论上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等,实践有唯心和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分。而存在主义的提出者之一的海德格尔,其政治身份乃是纳粹党高层,他希望在哲学上领导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并鼓吹用战争战胜“英美民主”和“俄罗斯共产主义”。他主张用形而上学支持争夺世界统治;他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宣扬国家社会主义。宋伟先生主张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进行后形而上学的对话和境域融合。从理论上讲,海格尔没有资格也不配和马克思进行对话和融合。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会容忍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形而上学改写”。     

南禅左派般若哲学描述

比照晚明王阳明心学系统中的王学左派,南禅左派是指以中晚唐青原、南岳禅系为代表的禅宗派别。般若论是南禅左派的精神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本体论、世界观和价值观。“本来无一物”,是南禅左派般若哲学的“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南禅左派的般若哲学就在他们呵佛骂祖、敲锅打地等一系列极富特色的禅机禅语当中,就在他们对生活的极其准确、细腻而深刻的感受之中。这是完全彻底生活化的般若哲学。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实现了从历史之外回到历史之内、从抽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的哲学革命,即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念的彻底革命,使作为“现实中的个人”一种属性的形而上学本身重新回到人身怀抱里;它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是指包括人所遭遇到的自然和思维在内的“人类史”。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不是以本体论或存在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     

"现代性危机"映射下的大学困境————从《闭塞的美国心灵》解读艾伦.布鲁姆的教育哲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闭塞的美国心灵》是一部从哲学角度反思现代大学危机的重要著作。理解布鲁姆的教育哲学,必须从他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广泛联结中去分析其自由教育观形成的思想渊源。施特劳斯学派反对自由主义者或“左翼”学人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主张从西方古典思想,特别是他所谓的“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来批判现代性。布鲁姆运用这种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自由教育面临的困境,在《闭塞的美国心灵》中深刻剖析了美国大学教育存在的危机。他断定,由德国相对价值论引发的美国虚无主义的泛滥是导致美国社会从“开放”走向“封闭”的真正思想根源。现代大学面临的这种危机突显了重整自由人文教育的紧迫性。他主张大学要充分认识伟大经典著作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主动承担组织通识课程的责任,积极倡导精英教育。     

德里达传播哲学及其方法论启示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意义”进行了重新思考,复活其广阔自由和无限可能性,从而解放了长期以来为在场形而上学所封闭和僵化了的“意义”。而“意义”的构建与交流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内核,因此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实际上构筑了一种富于解放性内涵的传播哲学。它的无中心、差异化的多维思路可以启发人们在传播活动中还原“意义”的自由,重视“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且建构多元差异和谐共存的传播情境。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当代理解——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争的论争

关于“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的论争,实质上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学、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建基于何种马克思哲学基础之上等基本理论问题。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或“实践生存论”美学致力于在当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整体背景下打通“实践论转向”与“生存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董学文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辩中表述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缺陷,明确这一点,有助于祛除长期以来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遮蔽下的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的误读曲解,从而在当代语境下重新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点。在否驳“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辩中,董学文提出所谓的“彻底的一元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原理,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直接复述或再度重申。从本体论层面看,这种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或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传统的物质实体本体论;从认识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符合认识论;从价值论层面看,彻底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的客观反映或认识的理论表述,其实质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实证论。而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显示出特有的理论意义与语境内涵。     

分配正义:经济哲学的检审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客观上诉求分配正义的现实出场。从经济哲学的视域观之,分配正义是基于对人类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坚守之原则高度,自觉立足坚实的形而下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财富分配所进行的经济合理性检审和价值合目的性追问。分配正义在今天之所以可能,其根据在于：分配不公导致的不良后果为分配正义的出场提供了现实的矛盾推动力;人的自然生命存在和超自然生命存在相统一的存在属性为分配正义的可能提供了人性的根据;现代社会日趋增长的财富积累为分配正义的现实可能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在今日中国,实践分配正义价值,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基本经济需求平等原则;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应得”原则;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差别原则”。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从现象学到生活艺术哲学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已成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和实践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现象学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倒置、对在场和缺席关系的倒置、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为生活艺术哲学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由此出发,生活艺术哲学在哲学实践、审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发展。现象学的“小零钱”精神、“前科学”立场、关注意义构建、重回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实践,都成为生活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之维

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关键维度,具有本质的重要性。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方法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出发得出抽象的观念,再由抽象的观念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历史是哲学的服务目标,“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要“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历史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根本特征,首先,完整的“合乎人性的人”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诞生的;其次,历史性是人的根本特征;最后,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历史整体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定位。     

重新审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模式

囿于历史原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成为一种僵化的哲学认知、评价模式。这个哲学模式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衡量哲学,并把二者的分歧与对立绝对化、意识形态化,严重误读了哲学基本问题,陷入简单化、抽象化、公式化的误区,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有害影响。有必要突破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对此,马克思哲学确立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模式的解释原则。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质疑

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其地位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观，他从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采用辨证的思维模式，对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做了会通。然而，他的哲学基础观并不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其中也存在着局限性，从而引起人们的质疑。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与范式转换

三十余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探讨日益增多。在这些讨论中,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构成了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方法论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三大动向:一是比较哲学的持续升温,二是传统治学方法的重新肯定与复活,三是问题导向的新研究不断涌现。学界对方法论的关注焦点是围绕“以西释中”的模式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和反思,这些争论暴露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究竟言之,中国哲学的转型与创新的主要进路在于“开新式返本”与“创造性会通”。如何在与西学深入会通的背景下抉发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使“返本”“会通”“开新”三者有机融合,在“化西”的层次之上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双向诠释”和“深度融合”,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     

论胡塞尔对科学的哲学维护

胡塞尔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并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建立所谓严格科学的哲学，从而在由纯粹理性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的基地上对具体科学进行了哲学维护。但是，胡塞尔的见解启示与困难并存。他的出路在于，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看”的直观，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取代神秘的现象学方法。     

老子——中国哲学之父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     

当代技术哲学文化转向透视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动力来自高新技术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以及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语境描述和规范界定,既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进路,又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方法。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提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范式,扩大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哲学的文化转向,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文化,实现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三位一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