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旱灾与牧民的应对策略——新疆阿勒泰草原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的个案

旱灾已经成为新疆阿勒泰草原气候变化的新常态,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又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在一个定居哈萨克社区中,旱灾与社会脆弱性和经济边缘化之间形成了清晰的因果关系。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牧民发展出了应对旱灾的多元化策略。草原地区要走出旱灾、社会脆弱性与经济边缘化困局,就必须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支持、政府引导和牧民参与的有效应对机制。     

农业旱灾风险管理脆弱性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农业旱灾脆弱性理论分析,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维度设计农业旱灾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运用BP神经网络法对重庆市2001-2015年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考察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的动态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重庆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但是面临极端气象条件时依然表现为重度脆弱。在旱灾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是驱动旱灾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严重影响了脆弱性总水平的下降。因此,农业旱灾风险脆弱性管理需要继续强化经济脆弱性和科技脆弱性管理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农业旱灾风险的社会脆弱性管理。     

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探析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湖南连年遇荒,灾情严峻。在湖南巡抚任内,陈宝箴于社会赈济用力甚勤,其赈务是围绕其社会赈济思想而展开。陈宝箴的社会赈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恤赈、协赈、代赈、励赈。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赈济传统,是对中国传统赈济思想的继承,也提炼于其本人多年从事赈务的实际经验。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的实施,对于缓解湖南当时的灾情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在实践效果上是不尽理想的。     

赈灾方式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清末苏州府民间赈济为例

清代的赈济制度越发完备,但很多制度仅流于纸面,各地执行力度不一,赈济方式也不一样。清末江苏省的饥荒越来越多,政府应顾不暇,民间赈济则兴起。在此背景下,苏州府的民间赈济措施依地域差别呈现两种类型——依托恒产的常规赈济与有针对性的临时赈济。说明即使在一府之内,也会因为各县的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情况各异,出现不同的灾荒应对方式。     

中国古代荒政思想与赈济制度探析

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古代封建政府和劳动人民采取了积极措施防灾抗灾,他们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技术、采用各种方法防灾抗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荒政思想,并由此衍生出了赈济制度.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并辅之以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以秦汉时期为重点探析古代赈济制度形成及其发展.     

论述清朝赈济漠北喀尔喀蒙古赈济政策的作用

清初漠北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因清朝及时赈济漠北,保证了漠北喀尔喀蒙古畜牧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展。清朝用大量的物资赈济受灾的漠北之举,对统一蒙古、统一全国的关键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本文论论述了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实施赈济的作用。     

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赈济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清代中央在鄂尔多斯地区制定了完备的赈济政策,从自然环境、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上分析,可以找到实施赈济的原因。《理藩院则例》将蒙古地区的赈济政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说明和完善,这成为蒙旗受灾区接受赈济的依据和保障。该区的赈济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受灾旗牧民自救为主体。康乾时期,赈济政策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嘉道以后,其弊端日益突出,政策背后的隐患逐渐浮出了水面。     

1920年烟潍路工赈述论

我国北方五省1920年发生特大旱灾。灾情发生后,国内外救济机构和团体对救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实施救济。在有关方面的建议下,北京政府交通部利用所辖的路、电、邮、航四政附收赈款筹集资金,采用以工代赈方式修筑烟台至潍县公路。可工程开工后不久,由于交通部把持赈款,引发社会不满,遭到舆论抨击,不得不将所收的一半赈款用来办理急赈,这对工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烟潍路工赈在取得成绩时,也存在工程离灾区过远、赈济人数太少、拖欠工资和地价、管理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民间慈善活动包括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等形式。民间慈善活动的盛行,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使仁慈观念深入人心;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慈善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慈善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慈善义士的推崇;慈善义举是富有人家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民间慈善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人才辈出。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唐末五代的隐逸现象与道教徒的回应

唐末五代,隐逸盛行,这既是社会上层推行崇道政策的产物,也是战乱时期人们安时处顺自立于乱世之外的途径。隐逸作为一种人生旨趣,更多地杂糅了道家无为思想的内核和道教神仙飘逸逍遥的风貌,也带有儒家穷时避世的影子。另外,唐末五代的隐逸还显示出对社会叛逆与批判的一面,一些处于乱世的著名隐士和道士,对动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表现出对理想社会和生存方式的向往。     

气候变冷与市场经济衰退——以北朝为例

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变冷,粮食产量减低,为了养活同样的人口,需要更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一时期农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而不是种植经济作物,导致交换减少。这二者是北朝时期市场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两晋时期各政权对将士的救恤述论

两晋时期,统治者重视对将卒的救恤。在非物质方面,统治者允许将士回家守丧尽孝,关心将士们的婚姻,放免士兵,褒赠、安葬阵亡将士,遣使者慰问将士;在物质方面,赏赐将士一些物品,重视军队的军饷问题。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将士家属的救恤。另外,一些地方高级将领对所部士卒也进行了救恤。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各政权军队战斗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近世两湖地区士民的文化性格

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深受文化性格的影响。文化性格是人的内在的文化基因,它因各区域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性格,而一定的性格又往往会对人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和该区域的文化特征产生作用。荆楚文化传统、自然社会环境和血缘因素铸就了晚清以来两湖地区士民最为核心的文化个性：刚劲尚勇、机智灵巧。历经长时间的风雨洗礼和明清移民的加入,逮至晚清、近代,两湖地区士民的这种文化性格特征更加鲜明。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论汉魏六朝音乐赋的新变

汉魏六朝音乐赋中乐器赋占绝大多数,始于两汉,盛于两晋,在发展过程中题材不断拓展,呈现出骚体趋于俳体,骈偶化增强的趋势。其发展兴盛、题材拓展、体制变化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的拓展、人们的喜好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息息相关,成为了解和考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