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国家利益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 ,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政治整合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饱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独具特色的现实形态,反映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正是该理论的政治整合价值所在。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命哲学视角的本土高等教育观——对张楚廷教授《高等教育哲学》的思考

面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复杂社会,人们对大学本质、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异化。张楚廷教授的《高等教育哲学》“以生命论为基础”系统地构建了人本主义的本土高等教育观,回答了许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实问题;用生命哲学阐释了大学的起源;他还突破了“适应论”,论述了教育的超越本能,张扬了大学的个性;他甚至为大学准确把脉,无情地批驳了阻碍大学健康成长的毒瘤,为大学自由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的辩证视角与双重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国家利益的内容。国家利益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家利益是社会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对立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各利益要素的统一。从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启示,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论深度报道之深：文化视角的选择——以甘建华深度报道《铁血之剑》和《天下好人》为例

文章以甘建华两本新闻作品集为例,探讨深度报道的深度在于作者文化视角的选择。即作者选择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文化视角便可写出有深度的报道来。文章认为,甘建华报道的深度即在此文化视角下所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和他富有特色的表达方式以及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以民生建设为重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矛盾化解为重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基层治理为重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构架。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接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启示我们,开展社会建设与治理要高度重视民生建设,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在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开展社会建设。     

大力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阻隔与对策选择

实体经济是增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成功应对外部冲击的保障。在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首先要准确把握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阻隔,其次是要积极营造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同时还应该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找准当前推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并着力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在多样化与价值导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管理的思想

价值观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信仰、理想、标准和具体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江泽民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价值导向与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人们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和调节,树立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先进价值观。     

论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是指在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一位公民被确定成为一名正式代表候选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其内在价值为保障公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利空间,促进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我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的完善,有赖于对候选人的居住期限、教育程度和个人信用等要素进行研究,以期实现人大代表基本素质与履职能力的提升。这有利于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切实履行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