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浦方言的"V一下子"与"V一下子看"

荔浦方言表短时义是在动词后加"一下子",表尝试义则是在动词后加"一下子看".要之,荔浦方言的短时态和尝试体都用述补结构来表示.另外,"一下子"及其变体表义非常丰富,且与节律有一定的关系."一下子看"出现的句法位置比较受限制.     

“须、髯、髭、胡子”的历时替换考

"胡须"义从先秦开始用"须""髯""髭"表示。从先秦至明代,"须"都是表示胡须义的主导词。南北朝时期,"胡"的"胡须"义开始萌芽,但发展缓慢,随着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大约在元代,"胡"加上了词尾"子"来表示胡须义,"胡子"的使用频率从明代开始逐渐增加,到清代超过了旧词"须",并在现代基本实现了对"须"的替换。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先秦儒家报德要义解析

文章提炼出“报德”这一伦理范畴,从原典出发指出,先秦儒家报德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一个分支,其道德原则是以“义”为基础的、指导报行为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包括三个基本规范：“直”原则、“差等”原则和“私不害公”原则。先秦儒家报德蕴涵着宝贵的伦理资源,对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和谐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韵"的词义探考《二十四诗品》作者

“韵”的本义为声音的和谐,引申为“韵部”“韵脚”以及诗歌等义。唐宋文献中主要为“押韵”之“韵脚”义,也常借指诗歌。而“联”的意义通常用“句”、“联”、“秀句”、“句图”等表示,虽然也有用数词加“韵”表示类似“联”的用法,但必须有具体的语境、语义提示,而且“韵”的基本意义仍为“押韵”之“韵”义。另从文献流传方面看,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的联语数目在宋代是不确定的,苏轼的“二十四”只是与其中一种版本巧合而已。由此,“二十四韵”解为“二十四首诗歌”更为圆融。     

常用词"疾"、"病"的历时替代

“疾、病”是表示“疾病、生病”义的一对同义词,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在“疾病、生病”义上,“病”渐显替代“疾”的趋势。汉初的使用中“病”已略占优势,在《史记、《汉书》、《论衡》等巨的影响下,这种优势日渐成为强势。“以今释古”性质的训诂专暗示我们,“病”已经成为汉代的今语、通语,而对口语性较强的汉译佛经的统计分析恰恰证实了这种结论。可以说,东汉以后的口语中,在表示“疾病、生病”之义时,已基本不用“疾”而用“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谈重庆方言中表示能愿的“得”类词语

重庆方言中表示可能、意愿、许可等常用“得”及含“得”的“得来、得起、得倒”等。除了“得”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前外,其他几种都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能愿义。作为助词的“得来、得起、得倒”是由带可能补语的中补短语凝固而来。这几种说法有时可互换,但意义有所不同。“X得来”表示掌握了某种技能,因此有能力做某事,“X得起”泛指有条件完成或实现某个行为,“X得倒”则强调可能会或有能力实现,达到目的。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对“前置宾语”的一些看法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在谈到宾语时指出: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通常用在动词的后边。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宾语可以用在动词的前边,作动词的前置宾语。我们觉得,“暂拟系统”提出的“前置宾语”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系统所认可的三种前置宾语,先谈第一种,后谈二、三种。“暂拟系统”规定的第一种前置宾语是:“宾语靠介词‘把’‘连’‘对’等的帮助,用在动词前边”。例如:(1)、我们把侵略者打败了。(2)、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先秦儒家义利观小议

<正> 先秦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是主张以“义”为重的。但却并未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更没有以义来否定、压制人们对利的正当追求。先秦儒家承认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     

《离骚》“抚壮”考辨

古今注家对《离骚》中“抚”字的解释,大体呈现出一种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势.在《离骚》和先秦楚辞文献中, “抚”字一般都取按抑之义,这一点从该字的古字形和篆文字形中亦可找到依据.先秦楚辞文献中的“壮”,指的是一种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而《离骚》所说的“抚壮”,则是要按抑这种外向扩张之势,使它受到限制.“抚壮”在《离骚》中的具体内涵,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这种对“壮”加以限制的主张,与先秦相关理念可以互通.     

话语标记“要不”简

“要不”有多个义项,到目前为止前人对“要不”表示“建议义”的用法还很少涉及。表示“建议义”的“要不”已经虚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起到组织和调控功能;在语句中主要起到语篇衔接、间接否定、开启话题和人际互动功能：其生成动因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生成机制是语境吸收和语用推理。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释含有部件"止"的"盈"等五字

“止”在甲骨文构形中的部件义 ,可用来表示各种运动义。该文考释了含有部件“止”的“盈、退、困、後”等五字 ,以揭示含有部件“止”的词的本义和字形表现之间的关系。     

《左传》杨注商兑(五)

妇人暂而免诸国。 (僖 3 3　Ｐ499)杨注 :章炳麟《读》曰“暂借为渐 ,诈欺也” ,吴生《文史甄微》说同。按 :杜注“暂 ,卒也” ,段氏《说文注》申云“今俗语云霎时间” ,未洽。于鬯《香草校书》卷 3 8云“暂字与力字为对 ,力者用力也 ,则暂者当是不用力之义 ,非谓暂卒也” ,以杜注为非 ,因谓暂借为 ,“盖谓一举手不用力之意也” ,今考为动词 ,义为“拍取” ,于氏转辗训为“不用力” ,很是牵强。章氏谓“文嬴言皆诈语” ,细绎文辞 ,文嬴只是说辞罢了 ,不得遽目为诈语 ,旧说皆可商。窃谓暂与谗为叠韵通假字 ,《礼记·曲礼》“毋言” ,…     

"牖"与"窗"交替性的历时嬗变——兼谈《二典》材料引证失实的问题

在古汉语中,“牖”、“窗”是一对常用的同义词。只不过,“牖”多通行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以及口语中,而“窗”除先秦、两汉十几例之外,只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才逐渐多起来,但真正盛行还是始于唐代。本文认为,“牖”与“窗”之间的同义演化遵循着“挤入——并用——取代”这样一条普遍规律,它是一种交替性的历时嬗变过程,“窗”替代“牖”并取得正统地位其历史时代当不会晚于元代;其次,《二典》所引表示“牖”和“窗”本义的始证材料均嫌失实,时代过于滞后,尤其是“窗”的本义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