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教论——论"仁"、"人性"、"文"和"礼"的关系

作为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礼"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的核心范畴。儒家的教育理论是完全依靠"礼"如何与其他范畴互相关联而形成发展的。尤其是孔子、孟子和荀子所提出的"仁"、"人性"和"文"等范畴对体现出"礼"的教育内涵是不可缺少的。"仁"只有通过"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人性"也依靠"礼"的内化过程而能够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礼"是文明化了的传统中分化、发展下来的一切标准,"礼教"是以"博文"与"约礼"为主要内容而培养君子的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     

先秦慎言观念与《诗经》文化地位的确立

先秦慎言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化学、史学、语用学的角度,考察了先秦慎言观念丰富的内涵,探讨了先秦慎言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孔子以言语内在心灵及外在社会文化两个维度为指向的慎言观念和《诗经》对个体的内在人格塑造与陶冶,对外在的文化品质的约束与规范具有同一性,从而将"仁"和"礼"在慎言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成为他构建礼治理想的基点。由此,也确立了《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先秦儒家的"仁"与建立和谐社会

建立和谐社会,是今天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的社会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先秦儒家"仁"的思想当中,"仁政"为富民安邦之本;"仁爱"创造和谐社会;"仁"、"礼"互补整合社会秩序使之和谐.这些蕴涵着超越时代、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积极因素,应该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营养和文化营养.     

孔子乐教思想探析

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积极提倡音乐,一生不断地进行音乐艺术的实践——弹琴、击鼓、鼓瑟、咏歌。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总纲领,认为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音乐能够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我;主张用音乐育人,并且要合乎"仁"和"礼"。这些都对后世的艺术教育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论语》中的"义"

"仁"、"义"、"礼"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殷周"义"的内涵做了充实和发扬,贯通了"义"与"仁"、"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义"从属于"仁",是"仁"在作用层面上的体现;"义"是"礼"的目的和内容,"礼"是"义"的工具和形式,"义"落实凸现到现实操作层面就是"礼".     

个体与社会:孔子重“礼”原因双维度

孔子重"礼",对周礼的迷恋近乎痴狂,但他对周礼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充实,一方面扩大了"礼"的社会基础,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限制;另一方面提升了"礼"的内涵,将"礼"与"仁"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了"礼"以"仁"的灵魂.基于对"礼"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研探出孔子重"礼"的原因:一是孔子认为"礼"为个体趋"仁"的必然途径和桥梁;另一是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工具.     

论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五常”的形成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我国伦理型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范畴,这一概念经历了先秦孕育至汉代形成的过程,在汉代又有“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的过程,即“仁、义、礼、智、信”孕育时,由“天道”下落、内收到“人道”,后又经过董仲舒的神秘化、扬雄的道德化和《白虎通》的法典化,形成了以“天命”言天下国家的特色。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法再度分途。     

还原·生命·全息——先秦诸子研究发微

先秦诸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其学说对后世思想学派产生巨大影响。面对诸子,应该将我们的时代和诸子的时代进行沟通,进行原创的对话,以自己的生命体认诸子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撞击诸子的心灵,并且要对诸子文本作全息的考证和阐释。     

浅析先秦时期传统哲学与农田水利开发的互动关系

先秦时期,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并在生产实践尤其是水利开发应用中得到检验。在先进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漳水渠、都江堰、芍陂、郑国渠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开发成功,农田用水技术也不断进步。与此同时,这些生产实践又反过来为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者互动影响,共同进步,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一个绚丽夺目的大发展时代。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下)

法家以重“法”而称于世。梁启超说:“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其确立则在儒墨道之后[1]（p78）。春秋至于战国,其代表人物多直接参与政治,为相于各诸侯国,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等。而立言者则有慎到、韩非,又“《管     

论先秦儒家荣辱观的道德实践特征及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荣辱观是儒家早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儒家基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要求。其道德实践特征鲜明，主要表现为强调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推崇以行为旨归的实践精神，政治生活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政治生态与思想文化伦理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新的进程中，先秦儒家荣辱观从文化内容、历史使命、道德教化的实现方式等方面都能发挥历史的资鉴作用。     

回省"诸子时代":儒、墨、道、名、法思想巡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王权式徵,诸侯异政,学风下移,士精神的崛起,营造了思想史上"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人文奇观。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而原创性思维必然带有风格的多样性。诸子智慧中深藏着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受到深刻的启迪。     

论先秦史本科教学中的史料运用及相关问题

先秦史涵盖面广、涉及内容多以及史料解读难度大等原因,作为知识储备不足的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常常出现畏难情绪,以致逐渐失去了学习先秦史的信心和兴趣。因此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先秦史料,进而达到熟练运用,对于先秦史的学习显得至关重要。要正确解读先秦史料,应对先秦史料的基本概况、特点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后,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其进行准确解读,才能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     

苦心孤诣的编排与梳理——析《史记》中的历史传说

先秦两汉文学的诗歌、史传文学、诸予散文等各体文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传说。其中史传文学和历史传说的关联最为密切,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是以传说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传说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史传文学作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在系统描述从黄帝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历史时,将许多先秦历史传说纳入其中。司马迁运用将政治谱系和血缘谱系相结合、按照不同部族各自的文化属性进行抄录和改写、把传说作为史实加以处理的不同方法,对这些历史传说进行取舍、整合及编排,并在其中体现出他对天子至高无上的儒家大一统观念的认同、明显的抑炎帝而扬黄帝的倾向、强烈的族类意识以及君权神授观念。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略论先秦儒家的山水美学观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我国自然山水美学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了自然审美的朦胧意识,但真正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理解自然山水,还是应从此时期开始。这一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人的自然审美观基本代表了先秦时期儒家的自然美学思想,并对后世的自然审美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