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乡村社会建设思想略述

孙本文先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巨擘,在推动中国社会学学科本土化和实用性方面功勋卓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所提倡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虽然无法与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相媲美,但是在当下重新审视孙本文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则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孙本文对农村社会问题的洞察可谓入木三分,对农村社会建设思路的理顺可谓高瞻远瞩。至今,孙本文的乡村社会建设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农村社会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窃窃私语的“镶嵌本文”——莫言小说的民间品性

莫言的作品经常穿插着民歌、歌谣、信笺、民间故事或传说等“镶嵌本文”。“镶嵌本文”将读者的阅读延伸到了文本以外,体现了莫言对时间的个人化处理,也体现着莫言创作的“民间感”由朦胧到觉醒的过程。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思想论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是政治关系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逐步走向社会化的政治，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社会“政治关系的五大转化”，是邓小平走向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是指导中国社会政治健康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资本逻辑的断裂:从泛市场化到社会撕裂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纳入商品范畴。在现代社会,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商品占据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市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日益成为愈加独立、愈加强有力的存在。社会生活的泛市场化遵循资本逻辑,并通过商品外延的扩张得以实现;这一过程固然为现代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却以人与社会的异化为代价。泛市场化与异化的合流,造成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因财富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同而过着差异巨大且缺乏交集的生活,这种差异日渐扩大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并以社会有机体的撕裂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从泛市场化到社会撕裂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而且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生产着自己的对立面。社会的撕裂也就是资本逻辑的断裂。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从“东床快婿”探析门第婚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东床快婿"指东晋成帝时期郗鉴为女择王导从子王羲之为婿的故事。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郗鉴与王导联姻的原因很多。首先,郗王同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郗鉴曾拒绝与同乡庶族交友,更不会与庶族结亲。王导曾求与南方吴郡士族联姻被拒。在此背景下,郗王结亲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的强强联合。其次,王敦再叛,郗鉴率流民群南下,与明帝密谋平定了王敦之乱,随后晋升朝廷要位,与王导关系缓和,郗氏与王氏联姻有了可能。再次,成帝冲幼,王导、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辅政治,除郗鉴外,王导与其他五人关系紧张。最后,成帝时期,庾氏坐大,庾、王矛盾激化,庾亮、陶侃想要废黜王导,郗鉴从中阻拦,此时郗王结亲有利于平衡东晋政局。门第婚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维系了门阀士族阶层的稳定,又因其排外性削弱了这个阶层的力量。     

论《树树皆秋色》的本文间性——以主人公“华蓉”为中心

在方方的众多文本中来探讨华蓉这一女性形象塑造的继承之处和革新之处,试图借此分析方方创作中的某种模式及其与方方独特人格特征的关系。     

“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与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态诉求

日益脱离政治国家获得自主、独立的市民社会,因它过分理性化、个体化、差异化以及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契约性”社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要实现对其自治功能限度的超越,不在于重新恢复传统政治国家的统治,而在于建立与市民社会良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因而,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性分析“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及其可能的超越途径,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从“嵌入耦合”到“形影不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的逻辑进路

基于过程视域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互构事实,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贯穿以实现思想领导的必由之径。循着过程视域的展开逻辑,作为社会治理过程的“先在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确立价值导引、奠定价值共识、储备主体条件的重任;在运行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转化为“软治理”方式、融入其他社会治理活动以及嵌入社会治理评估过程来实现运行过程的共轨贯穿;治理过程结束后,思想政治教育应树立起阐释、宣介和研究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成果的自觉意识和独特视角。通过嵌入式贯穿到“形影不离”的逻辑进路,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实践目的。     

党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治理内涵剖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

党和国家话语体系中,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经历了生成、提升与转折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治理话语全面取代社会管理话语,话语的转变反映的是执政理念的深刻改变,社会治理创新将不断走向多元化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论域中的社会治理内涵首先是公共服务,这是重点,其次才是社会规制。     

公平与效率研究中的“教条”预设——透析“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逻辑层次

当下众多领域的学者们针对公平与效率所做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对以经济收入为主要对象的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对自然资源的(行政/计划)配置.对这种意义上的分配之强调,一方面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一种"三律背反"式的教条预设,另一方面也给经济学(家)向社会其他领域的谮越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从而直接影响和威胁着当前中国社会对"公正/正义"所应有的倡导和诉求.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社会系统当中,公平与效率本不属同一个逻辑层次,一个社会对公正的诉求以及社会制度的公正安排,远高于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欲求;不能简单地用表示处在同一逻辑层次的"兼顾"或"优先"等字眼来给它们进行简单地排序.维护公平是政府的天职,对公平打折扣是政府的失责,任何超越公平的发展,都可导致滑向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危险.     

“亮点”背后的社会管理逻辑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是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那么,社会是什么？就其实质而言,社会无非就是有能力获得独立生活来源的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发、自主地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满足彼此的或共同需求的方式和过程。当个人各自忙于自己的事务时,社会是看不见的;当个人组织起来特别是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就变成可见的了。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关于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初步设想

经过全国广大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近十年,特别是近二三年来的努力开拓,工程哲学这个哲学新的分支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事业的一个战略重点和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但学者们对“工程”的认知尚存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工程就是指与生产、建设活动密切联系并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和现代自然技术原理进行的“造物”活动。本文认为“工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应当由自然领域逐步扩展到人文社会领域。工程哲学不仅要关注指涉自然领域的工程,即“自然工程”,而且要关注指涉社会领域的工程,即“社会工程”。在人们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同样重要,在人们反思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的认识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与“工程(自然工程)哲学”同样重要。     

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论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自由层次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包含了人类自由本性实现的两个合理性层次:即公民作为需要和利己的个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充分实现其特殊利益和目的的自由实践,以及作为自治主体自愿选择或加入某种社会团体或共同体的自由实践。前者主要是指实现个人所有权的需要体系,体现为公民的经济自由;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公民对自身自由与权利的自我维护或自治,体现为公民的政治自由。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     

《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逻辑论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隐喻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群众史观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中群众史观的论证逻辑与“神圣家族”讽喻的三重批判逻辑具有同构性：第一,“神圣家族”隐喻的宗教批判逻辑推翻了概念较之于现实的绝对地位,戳穿了精神创造历史的谎言,进而打破了所谓基于创造批判精神来确定历史创造者的标准,与之对应,也就消解了精神与群众的对立;第二,“神圣家族”隐喻的政治批判逻辑重释国家与群众的关系,指出生活在去宗教的世俗国家中的个人虽然可以在政治层面摆脱宗教束缚,进而作为虚构的政治国家成员获得抽象的形式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依然无法逃脱被压迫的不自由状态;第三,“神圣家族”隐喻的经济学批判逻辑揭露了道德教化论和阶级调和论的思辨本质,反对离开社会经济基础空谈所谓思想变革,指出消除群众贫苦处境的根本路径是消灭私有制。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社会网”到“社会资本”——建立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进步。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就需要深思。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作了阐释,而社会学更善于用整体的视野来分析问题,其中社会网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求职和城乡适应等领域,显示了切实的解释力。在描述、分析实践的基础上,建构社会网模型。用直观的形式指出,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主体有五个,即政府、企业、学校、家庭与学生自身。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现实中的,建立各主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支持网;一条是观念中的,提升公平正义、教育体制改革、政府调控、价值塑造等广义社会资本。从现实到观念,从社会网到社会资本就成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建立大学生就业支持体系的应然选择。而这与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方向也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