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汉代教育是汉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它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汉代教育对社会影响的最主要表现是:汉代官吏的群体知识化和由此导致的儒者官吏对儒家政治、经济、文化理想的自觉实践;落后社会习俗的改变;全民共同心理文化素质的提高。     

两汉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形成原因——以汉代婚姻关系为中心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变化的重要时期。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汉代妇女地位前后呈现出由高渐低的变化趋势,并由此对我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从汉代的婚姻关系角度入手,对汉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全面的探析。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

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特质影响到中国古代教育,统一性影响到官学与私学的办学,乡里情谊是学校昌盛发达的重要原因,讲求实用直接左右着教育内容,重视自觉、自律、自强,强调意志锻炼影响了修养原则,提倡静学与学术师承制约着教育原则与方法。认识与理解体现在古代教育中的文化传统,将有利于今天的教育改革。     

孝与汉代家庭教育

“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也是汉代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它贯穿于汉代家庭教育的始终,儿童启蒙教育、女子教育、家风家训教育、经学世家家学传承教育以及皇族家庭教育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孝的内容。汉代家庭教育的重孝传统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孝道的建立以及家庭和睦团结、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

本文探析了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认为:西王母的性情特点和居住环境与汉代墓葬理想相吻合;西汉后期以来民间由西王母崇拜而形成的强大社会思潮直接影响到汉代墓葬艺术的表达;墓葬中作为配偶神东王公图像的出现是汉代西王母崇拜盛极而衰的标志,衰落的原因在于西王母神自身存在缺陷。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强化孝伦理的措施及社会影响

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孝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奖励孝子、选拔有孝行的人为官、开展尊老活动等措施强化孝伦理教育。这些措施对汉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师生关系、君臣关系和乡里社会的人际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姓、性与汉代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底部力量——《说文解字》有关"姓"的隐义

汉代的"姓"已与先秦大大不同,汉代姓氏基本合二为一。汉代的"姓"已经是一种思想、一种统治思想,是在"人"的认识基础之上展开的一种控制族群、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统治的一种社会深层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由"姓"所促成的不同群体,是当时社会的底层结构。     

论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变化

经学兴于汉代。经学博士制度是汉代经学存在与发展的产物,经学在汉代的兴衰演变影响着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它们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又根源于汉代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汉代经学博士制度及其建置的变化,不仅对理解经学的发展有直接意义,而且有助于对汉代社会的认识。但前贤殊少专论,本文仅就一孔之得,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汉代"新声"初探

新声是中国音乐史中的概念。它最早出现于商代,与正声或先王时期的古乐相对。周秦时代,儒家视其为淫乐,为亡国之声。汉代,新声的内涵有所变化,它与亡国之声没有必然联系。使用了变声的乐曲可称新声,在原有旧曲基础上吸收异域音乐元素重新改编的乐曲也可称新声,汉代新声以楚声影响最大。它流行广泛,不仅运用于民歌,而且也渗透到官方用乐的每个场合。其流行原因一方面与乐理、乐器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汉代社会文化背景有紧密联系。     

汉代性别史三题

在汉代性别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或成为定说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如第一,关于齐地“巫儿”风俗,作者参照文化人类学资料,不同意“巫儿”是古代内婚制遗存和“巫儿”即赘婚两种意见,认为“巫儿”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因与神灵交往而不能与人发生性关系习俗的遗存。第二,关于祓禊,学界的一种看法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求子习俗,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祓禊与求子无关。第三,关于不举女婴,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在汉代广泛存在,并将之作为古代社会性别歧视的重要依据。汉代社会杀婴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最普遍、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杀婴,多数情形下是男女均不举,因此不宜简单地将之作为汉代社会重男轻女的根据。     

试论秦之“吏师”制度

吏师制度是以政府官吏承担教师职责的制度。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开始实行这一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继续奉行法教路线,遂将其推行于全国。秦国实行吏师制,其原因是思想传统和政治需要,而内容主要表现为社会教化和学吏教育两种形式。从教育制度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以吏为师”与东方诸国私学昌盛的历史局面相比,是复古的,倒退的,逆历史潮流的。但是,从秦国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则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     

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

西汉俗文化的昌盛为史家之公认,它与汉代崇雅的文化大传统相并行。西汉俗文化的盛行集中表现在娱乐之风的昌炽。考察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雅乐衰微,楚风劲吹,这一文化背景为娱乐之风的勃兴提供了肥沃土壤;二是皇帝雅好,身体力行,皇室成员成为娱乐之风的强劲推手;三是炎汉盛世,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的激增促成了娱乐之风大炽;四是经学昌明,神话政治,歌舞娱乐发挥着安世化民的政治功能。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水与汉代南方社会

汉代南方降水充沛,江河湖泊众多,成为一片水的世界,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水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汉代南方丰富的水资源对生产生活乃至社会风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的南方社会。但是,汉代南方人也不是被动地做水的奴隶,他们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利用“黄金”水道发展水上交通,综合利用水资源,对水的利用和改造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亲亲相隐制度述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发端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善于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也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角度看,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独尊的地位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从社会角度看,家族至上的社会意识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政治上看,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能得到汉代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的认可,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亲亲相隐制度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因素,但是其积极意义也是存在的.从现代社会考量,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促进社会和谐及提高法律之社会效益等多种价值内涵.     

从汉代墓葬出土乐器看汉代礼乐制度之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所见汉代乐器,可知汉代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但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汉代礼乐制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大于经济、地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汉时期礼的等级更加森严,彰显君主专制和皇权的无上权威。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尤其是武帝时期乐府的扩建及其职能的转变,汉代乐的自然功能更加世俗化,注重乐为人享用,开辟了汉代雅俗并存、繁荣多元的音乐发展模式。     

汉画中的生育文化心理探因

汉画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每一幅画像都蕴涵着汉代民众的文化心理.研究兔、蟾蜍、九尾狐、王母娘娘画像,不难窥探出汉代民众祈求生殖旺盛的交感心理、崇尾求子的阴阳和谐心理、神灵赐药的庇佑生子心理,这些文化心理的形成,是受汉代重视子嗣、希望人口增殖等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