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欲望"理性化叙述的盲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前瞻性思考

"五四"时期,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姿态,与新文化运动进行对话,前瞻性地提出避免西方偏于物质文明的弊病,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营造的精神世界,在东与西、古与今更为宏阔的背景下追思人类的心路历程,探讨欲望与文化的难题,对精神文化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阐释.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以电视剧《潜伏》为个案的叙述学分析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思潮,中国的叙述学（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叙述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影视、绘画以及法律等诸多领域。电视剧《潜伏》的收视率屡创新高,堪称近年来少有的谍战佳作,其热播引人深思。该剧巧妙地采用了类型融合的叙述策略,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本研究结合叙述学和电影学中的叙述理论,不仅对该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视角进行了审美解读,而且从线索、主题、时空、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对该剧的叙述结构加以阐释和归纳,指出该剧的热播主要归功于幽默睿智的语言,“限知、平视”的视角,“信仰、爱情”交织的主题,详略得当的时空幅度,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等。     

现代性与传统文学规范--20世纪文学的历史性对话

进入20世纪,西方许多国家随着经济社会步入现代化时代,哲学、心理学、文学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植根于现代化土壤中的现代派,一心要颠覆历史久远、体系庞大的文学传统,为标立新型的文学思想体系开辟道路,于是一百年来围绕着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理性与反理性、反映与表现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追求现代性与执守传统文学规范之间展开无数次对话.二者既互相对立、摩擦、冲突,又互相融摄、包容、借鉴.现代派思潮在西方已基本立定脚跟,但在东方仍受到传统文学规范的顽强狙击,能否蔚为一种普遍风气?还要看这些地方现代化的实现程度.     

论对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历史叙述

小说史叙述原则包括:对小说史原貌的概括与揭示;对小说史过程、规律、特点的认知与表述;对小说史内容、意义的说明与评价。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叙述,在历史线索上,应注重正与反的双线结构;在历史观察上,则应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点。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欲望”与“禁忌”: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思春”叙事

"思春"叙事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她们往往不像男性作家那样消弭了自我而去追随革命,相反,她们多以一种完全有悖于男性想象的心灵独语,十分隐晦地讲述女性对于情爱问题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爱情的归宿又惧怕男性的伤害,既有本能欲望的冲动又有理性节制的掌控,她们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含蓄达意的表现方式,向社会展示了一种为男权话语所忽视了的精神世界。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20世纪初叶中、韩、日启蒙文学的比较

近代以来,日本启蒙文学的主旋律是从民权到个性权利,韩国独特的历史使其文学的爱国主义线索异常分明;日本“人的文学”偏重于文化层面的开掘,而中、韩“人的文学”则带有浓厚的社会背景与批判色彩,中国尤其如此。日本率先实现言文一体,韩国对语体的敏感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独立,中国新文学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本民族口语和文语的更替与合一;文体方面也有一些革新。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与社会关切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述”呈现出三种方式：“底层”被视为待启蒙的对象．“底层”被作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底层”被当作政治动员的对象和推进革命的主体。这三种方式的交织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发展脉络之一。     

理性觉悟、情感转移与精神能力的培养——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打破"隔膜"的精神条件的思考

"五四"前后,周作人在打破"隔膜"的精神条件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 ,要实现理想的人间生活,首先要做到的是"改良人类的关系",打破彼此间的精神隔膜,直到相互理解.要实现这一点,每个人在精神上要发生根本改变,要完全接受人道主义的真理,在感情上发生转变,彻底改变麻木的精神状态,培养出"爱与理解"的能力和对其他个体精神的感受能力.这些思考,对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效应

自产生之初。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元素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整体现代转型交织在一起。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者对前者形成强势压制,激烈吁求自由与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各种群体回归。     

论潮人对百年泰华文学的贡献

泰华文学诞生于上世纪初,它伴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以及移居泰国的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活动而发生发展,伴随着泰国本土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演变。在泰华作家中,潮人作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直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是泰华报刊的创办和运作、文学社团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以及文学创作的实绩,潮人作家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对潮人作家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业绩进行总结梳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

中国古代雅俗文学以作者身份为区分标准,中国现代雅俗文学则应以文化标准加以辨别。从文化人性的角度看,20世纪的雅文学表现更多的是社会人性,俗文学更多的则是自然人性。因此,雅俗之别在于人性,即人在文学中的地位如何。虽然20世纪雅俗文学有明显的区别,但总的趋势是互为渗透和走向合流。     

论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以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平等”观念,逐渐从古代儒释道的“圣凡平等”、“佛法平等”和农民“均贫富”的原始平等欲求,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原则,从中可以分梳出“齐其不齐”和“不齐而齐”两种理路,演化出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制度设计,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平等”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现代价值,但平等如何可能依然是个问题。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并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