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帝王”的立场与“低熵”社会的标举——老子哲学辨议

一 源自黄帝:“拟帝王”立场 老子思想达到的深度与高度,在先秦诸子中独步鳌头。排除老子学说后来发生的多义与歧义——这在中外学术史上是常见的现象——究其主观目的、动机而言,如《艺文志》所说,乃“人君南面之术”。老子所说的“自然”、“无为”、“虚静”、“不争”,似是一种“避世”的“隐士”哲学,实则为“侯王”谋求“取天下”的方术。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他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     

《老子》“道”的依附性与原始巫术思维

《老子》每一章都隐蔽有阅读的对象,大略可分“士”、“侯王”、“圣人”三类。“道”依附在这三 类社会对象的活动表现和要求上,各具特殊意义,相互叠合构成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探析其原因,是受原始 巫术思维影响的结果。《老子》的“道”是巫术活动的符号记录,相似性和相关性的思维方式、最大目的律和间 接手段律的思维原则与原始巫术思维相一致。     

对老子“圣人”等人格概念的联想与解读

“圣人”是《老子》中的理想人格,远离具体事务, “君子”、“侯王”等是具体的现实人格,忙碌于尘世之中.理想人格的力量渗入现实人格,现实人格有通达“道”的可能.从历史渊源与对具体事务的关系等方面对二者的定位予以考察.并对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圣人”概念的置换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些人格概念的灵活使用有利于减少现代社会理想与现实的隔阂.     

“强镇扩权”改革研究述评

自粤浙试行“强镇扩权”以来,“扩权”逐渐成为乡镇改革的重要方向,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强镇扩权”是经济与人口强镇快速城镇化的产物,需要通过县权下放来提高乡镇的执法水平以满足城镇化的需要;“强镇扩权”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广泛存在授权方式随意、权力监督不力和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建议通过授权法治化、权力行使规范化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来解决相关问题。当前“强镇扩权”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的特点,需要强化相关研究,以满足“强镇扩权”改革的需要。     

对“诸侯经济”的分析与思考

一、“诸侯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区域性障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是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为主线,循着重新构造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进行的。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步下放和分散,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权力主体和区域利益主体的地位和     

“巫”字义源及先民审美文化心态探析

当代学人根据历史学与文化心理学等相关资料,推断出“巫”字义源的“太阳崇拜说”,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远古时期的人类普遍地存在着原始自然信仰的活动,其中首推对“日神”的崇拜。我国史前有关“日”字符当延续到商代的时候,已初具“巫”字的造型特点,随着“日神祭拜”的泛化,人们从自然崇拜下放到对神祖等的祭拜,“巫”由“法术”行为概念扩展为许慎时代的“巫师说”。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王亦大”辨析——兼论“圣人”与“侯王”的关系

"王亦大"抑或"人亦大",是《道德经》第25章的一个主要问题。对该问题的辨析除了依据出土文献材料之外,还应返回《道德经》本身的义理脉络。本文通过对《道德经》中"王"字、"人"字等相关概念的梳理,认为"人亦大"不切合《道德经》本身的义理脉络。通过对"圣人"与"侯王"二者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认为"侯王"不仅指现实的当政者,同时包含了以"圣人"的原则实行"无为而治"的内在要求。由此本文认为"王亦大"更切合《道德经》文本的内在义理。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七五”期间社会科学研究的繁重任务

<正> 《建议》不仅指明了我国“七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指出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建议》的精神和要求,制定“七五”期间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建议》指出:“社会科学要加强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大力开展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七五’期间,要围绕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和以城市为重点     

楚汉“复封建”述论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以御海内”,完成了结束列国纷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历史使命。空前规模的大帝国,应以何种政体进行统治?当时朝臣中有“行封建”和“行郡县”的两种主张,廷尉李斯力主不可复行封建之制,深得始皇赏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由此废止了由来已久的封邦建国之制,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政体。一时之间,似乎秦的统治固若金汤,将传之万世了。 不料,陈胜、吴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使土崩瓦解了。在反秦大起义及其后的楚汉之争中,六国之后和军事实力派纷纷称王;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封建”思潮。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义拟从两个方面,对楚汉“复封建”的问题,进行探讨。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来源于刘敬的“和亲”建议,这一建议是在详细了解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上而提出的,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西汉王朝初期,刘邦武力讨伐匈奴的失败为刘敬“和亲”建议的被采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和亲”建议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所主张的“用夏变夷”思想。     

对“九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和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又明确规定,“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我们今后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方针.它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跨入一个新的飞跃时期.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不是已经有了五十年代“大跃进”和七十年代“冒进”的教训了吗?九十年代为什么又重提“快速”呢?     

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探析

“虚君共和”构想是对苏联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模式的修正,是计划经济的另外一种实现形式。它包含中央下放权力和地方创办企业两个顺承的内容,并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它虽然调动了地方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却仍然没有解决其自主性问题。两次实践虽然达到了“虚君”的目的,却造成地方之间的封闭自治,而不是繁荣“共和”。     

《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释

(一)“究天人之际”一语的义训 《史记·太史公自叙》自述其著书旨趣是绍法《春秋》,拨乱反正。其方法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其行事”。《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安书》,述其作《史记》也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史记,论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凡百三十篇”,意与《太史公自叙》所说相同。但此《报任安书》下文又说: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探析

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入手，着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提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新的政策建议：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实现我国农村的战略转型；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道路；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等。     

抓住机遇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2004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因为“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四川尤为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日益突出，其中的焦点都在于“三农”问题。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纺织品服装贸易:迎接“入世”挑战

本文剖析了我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现状和竞争力 ,分析了“入世”后的市场开放对它们的正负面影响 ,提出WTO有关纺织品的规则 (“多种纤维协议”等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对策建议     

地方政权建设法治化新探——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观察视角

在我国当前“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政权建设法治化有三个重要问题,即省、市、县三级地方政权的法律定位、地方政权的合理界分,以及实现地方政权及建置的法治化。为促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功,地方政权应当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实现市县分治,且市应当对县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协调作用;二是需要将地级市的权力进行合理下放;三是需要通过修宪和制定《行政区划法》等方式,实现地方政权尤其是地级市政权及其建置的法治化。     

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形势下 ,中国的“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破解中国“三农”问题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作出战略调整、理论创新和新鲜经验的总结。这里选刊的几篇专家文章 ,综合、系统、全面地剖析了我国“三农”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略。郑有贵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纵向历史演进中 ,描述了“三农”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归纳和评述了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历史印迹的政策措施及路径。从分析“二元结构”的影响入手 ,牛若峰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和十条政策建议。夏英则立足于多元因素的作用 ,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三农”问题的成因 ,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路径和基本手段。除了专家根植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和讨论外 ,李成贵、徐志全通过中外对比研究 ,分别使读者了解到中国“三农”问题的“非典型”性结构特征和应遵循的一般发展规律     

论体制转轨时期的“软约束竞争”

“市场竞争”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下放了自主权,放开了价格,有了竞争,却并不等于有了“市场竞争”,因为这个概念其实有着非常强的制度条件,特别是产权条件.如果只有了“竞争”,而没有适应于市场机制的产权条件,那种“竞争”就会产生出种种无效率而且扭曲的结果.本文所要分析的就是我们转轨时期在分权制条件下有一种“非市场竞争”及其后果.1、两种意义上的“放权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