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行政合同及其法律规则

法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合同法体系或制度,有关行政合同的争议统一由行政法院管辖.面对表现形式各异的行政合同,法律规定标准与判例标准是判断的主要依据.行政合同除适用合同的一般规则外,还必须遵循其特殊规则.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混合属性解析及其司法救济适用——基于双阶理论的思考与修正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其“民事或行政”属性的不同理解，在其纠纷的救济适用上产生了私法或公法模式的冲突问题，而消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合同属性作出恰当解析。结合“双阶理论”的分析及本土化的适用，出让合同具有双阶段的混合属性，即以合同的签订为界分，第一阶段为归于公法属性的土地出让行政许可阶段，第二阶段为本质属私法属性的出让合同签订履行阶段。基于此，经过可行性分析与案例检验，“行政救济＋民事救济”的阶段性混合救济模式即得到初步构建，避免了单种救济模式在权益保护上的失衡。此外，对于“第二阶段完全纳入民事救济”，还应有“识别其公法要素”的修正，即将“对合同履行监管的行政制裁”剥离，纳入行政救济的范畴。      

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从大陆法系几个主要国家（地区）对行政契约含义的阐释来看,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一、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契约标的理论＂,即行政契约是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为标的;二、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三标准＂：即以＂合同主体＂＋＂公务目的＂＋＂特殊权力保留条款＂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三、混合标准：我国内地部分学者采契约标的理论,部分采三标准,部分将契约标的理论和三标准共同作为行政契约的判断标准。     

关于行政合同理论的几点思考

行政合同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为前提,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应有权获得法律救济。并非行政机关为执行职务而达成的协议均为行政合同,具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更不会形成行政合同。我国行政法采用的行政主体理论与德国行政合同所依托的行政主体理论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德国关于行政合同的分类。在行政合同的范围上,相比德国而言,法国的理论更为优越。     

论我国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行政救济的原则问题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笔者试从行政救济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及其确立标准入手,将行政救济的基本原则整合归纳为六条,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救济制度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不十分成熟,所以尽早明晰行政救济的原则,并在学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不仅对完善行政法学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行政救济的一系列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探微

《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及其突破规则予以了明确规定,而目前对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既缺乏制度支撑,也缺乏理论探讨。行政协议具有协商性、合意性特质,其缔结、履行及违约处理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具有维护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自治、保护第三人的行为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功能。基于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职权调整的需要、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使的需要和行政协议追求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协议相对性例外规则具有特殊生成机理。行政协议相对性原则在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方面具有典型运用价值,需要在区分履行利益与固有利益、支配权与债权、代位权与撤销权等基础上考量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之运用。     

行政合同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是以合同方式规范行政主体与相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一种新型制度.它有助于明确行政权限和责任,是国家行政管理从单纯统治模式发展到为社会服务模式,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单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公共管理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行政合同形式必将成为政府对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从行政合同的概念、识别标准,以及行政合同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私权救济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行政合同的涵义

两大法系对行政合同有不同的定性,但我国尚未对其形成统一的界定。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基于相反方向的意思表示达成的关于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合意。其特征体现在:当事人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目的是执行公务,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内容是产生、变更、终止行政法律关系的协议;缔结、履行和救济适用行政法规则。     

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论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2014年11月1日通过的新行政诉讼法明确把行政合同纳入了受案范围,填补了立法上的空白。但因行政合同的识别标准尚未统一,致使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究竟是作为行政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受案依然难以抉择。即使部分案件进入了行政诉讼,也因各地法院采用的审查模式及举证责任不同而导致判决结果各不相同。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统一行政合同识别标准并用列举清单式明确受案范围;二是改变传统司法审查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三是明确界定调解原则的适用内容。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程序构建,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       

论《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的完善——以CISG为视角

随着合同实践的深化,英美法系国家率先以判例的形式创造了预期违约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在其成文法中也逐渐形成了类似于预期违约的规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集两大法系之大成,将预期违约分为预期非根本违约和预期根本违约。我国《合同法》中建立的预期违约制度尚存有体系安排不合理、构成要件不明确、判断标准不具体、救济方法不完备等问题和不足,有必要通过学习CISG对之加以完善。     

科研项目合同性质辨析

法学界对科研项目合同性质的认定存在民事合同说与行政合同说两种。合同性质决定实体规范的适用及司法救济途径的选择, 因此，明确其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现行立法、并援引德国双阶理论认为，我国应将科研项目合同界定为私法契约，以便有效促进科研经费改革、保障科研自由。     

论数字内容合同的权利救济体系——以欧盟《数字内容合同指令议案》为中心

欧盟为促进统一的欧洲数字化市场而颁布了《数字内容合同指令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对数字内容合同的适约性判断标准以及权利救济体系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救济体系包括补救履行、减价、赔偿损失和合同解除等措施.在数字内容提供者未能提供数字内容、提供的数字内容不适约以及在长期数字内容合同中,消费者均有可能获得解除权.《议案》对数字内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也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考虑了数字内容不同于其他有体物的特性,并为构建契合于数字内容特性和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的合同规则作出了有益尝试,值得中国将来在数字内容的合同规则建构上予以借鉴.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论无效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否定。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一直少有系统阐述。本文在界定无效行政行为内涵和处延的基础上,提出以私力救济(相对方行使抵抗权)和公力救济(相对方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相结合来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救济的初步设想。     

论市场规则及其构成要素

作为市场经济中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市场规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主要内容或构成要素包括产权规则、合同规则、竞争规则、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则的整个体系。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与市场规则体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尽管研究的主要是产权和合同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市场规则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体系。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兼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构建

无效行政行为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抵抗权和有限公定力原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我国应完善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设计.     

论行政合同的性质

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手段,行政合同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大量出现。然而,由于行政合同在中国出现时间不长,实践中对其性质认定仍然存有争议。结合西方行政合同理论,对行政合同性质进行研究,指出行政合同是一种"假合同",是行政机关借助合同的方式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合同是否具有公法因素,是甄别行政合同的标准。     

论市场规则及其构成要素

作为市场经济中用以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市场规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主要内容或构成要素包括产权规则、合同规则、竞争规则、企业规则和劳资规则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则的整个体系。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理论、合同理论与市场规则体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尽管研究的主要是产权和合同方面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市场规则是一个由多方面内容构成的体系。     

浅谈行政合同主体

本文针对我国学界及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主体界定存在的分歧,提出行政合同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其主体的特殊性,而在于行政合同的签订涉及公共利益,具有超越私法以外的合同条款,从而适用行政法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