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

魏晋禅代,司马氏霸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及府僚、机构建制、运作方式作了探讨,研究表明其霸府机构设置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主禁卫的中卫将军及骁骑将军的设置,二是参战的设立,三是霸府诸曹十分完备。其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朝官的幕僚化、霸府僚佐的官与职之间权限界定上保持着相当的含混性两个方面。     

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简论阮籍及其创作

<正> 魏末正始时期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特别激烈和残酷的时代。这时曹魏新贵族势力日趋腐朽,而旧的豪门世族势力则与日俱增。代表这种势力的司马氏便开始向曹魏统治者展开夺取政权的激烈斗争。司马氏一方面用收买、拉拢的办法培植党羽,扩充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则以残酷的手段屠杀曹魏集团的力量(包括拥护曹魏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政治上极端黑暗极端恐怖的局面。在这种历史情况下,诗歌创作较之建安的“彬     

王弼玄学理论与曹魏政治

曹魏正始年间 ,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文化领域展开激烈斗争 ,双方极力争取学术精英的支持。王弼精心审时度势 ,采取了拥戴司马氏的立场。他致力于融会儒家与道家学说 ,与司马氏集团保持哲学、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并以学术论争的方式疏离曹爽一派。他在《老子注》、《老子指略》中提出“崇本息末”的思想 ,具有批判曹魏政治弊端的性质 ;在《周易注》中阐发《乾卦》的内涵 ,着眼于为司马氏拟订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倾向看 ,他是司马氏集团在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司马氏集团的改革政策

司马氏集团的改革政策郑欣曹魏明帝以后，有两个相互斗争的政治集团：一个是以曹爽为首的集团，另一个是以司马懿父子为首的集团。学术界多肯定曹爽集团，认为它是革新派，而对司马氏集团则持否定态度。我以为此说值得商榷。遍翻史书，关于曹爽集团的改革事迹多依稀仿佛、...     

阮籍《东平赋》刍论

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氏和曹魏政权的斗争,主动要求到东平做东平相,其所作《东平赋》批判和讥刺了司马氏暴政背弃仁义道德、残害忠良,抒发了自己孤独、苦闷、哀愁的愤懑情感,表达了隐逸避世、全身远害的愿望。在艺术上,《东平赋》主要采用比兴象征和对比的艺术手法,章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对前人的辞赋艺术既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     

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宋代通进司及其职能

宋代首创通进司,掌受进呈给皇帝的官私文书并进行审查,将经皇帝批阅的文件颁下。宋代之通进司是中央文书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对通进司的源流演变、职责作用等加以考察,并就其与进奏院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以期复原宋代文书传递的部分流程。     

魏晋南北朝咏史诗简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咏史诗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咏史诗 ,根据有无寄托 ,可分为赋体咏史诗和比体咏史诗两类。曹植的《怨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较成熟的有寄托的咏史诗。左思的《咏史》八首是这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陶渊明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的传统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

魏象枢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在将理学付诸实践等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潜心理学,教化乡人,整顿社会风气;弹劾贪官,为国举荐人才,整顿吏治。与顺治朝相比,康熙朝推崇理学,着意对满汉关系的调整。魏象枢在顺、康两朝仕途命运迥异,展现出两朝治道的变化。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