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对话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无疑是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则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德语神学界的“政治神学”及拉美神学界的“解放神学”之间展开,并且已经开始越过纯理论的层面。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渊源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及其主要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费尔巴哈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把理性返回到人的理性,把信仰返回到人的信仰,把宗教返回到人的宗教。他宣扬的是无宗教的宗教,是建立在人性根基上的宗教。他对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表现在如下方面:(1)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2)从“人是什么”向“人是人”的转变;(3)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4)“消除”哲学。     

精神分析学理论价值的神学阐释--蒂利希对精神分析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对比分析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被其继承者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价值的“哲学范式” ,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心理学和医学的范围 ,并且对整个 2 0世纪西方的文化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种科学方法或一种理论范式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必然与其所根植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外学界对精神分析学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关系做了较多的理论探讨 ,但它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传统———基督教有什么内在关系却很少有人问津。蒂利希在这方面所做的对比分析很有见地 ,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

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是从对上帝问题的重新审视而展开的。上帝问题的存在决定着现代神学不可能找到人性问题的答案，因而也没有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基督教神学试图藉信仰之爱获致人性的圆满，表明神学有着“信仰的傲慢”。以神学信仰批评理性传统，只是以“信仰的傲慢”置换“理性的傲慢”。文章认为，如果把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傲慢”与新儒学“良知的傲慢”加以批判性比较，或可领会到中西方人性论思想的对话可能。     

多元对话中的"汉语神学"

本文在夏可君先生的《礼物给予的＂汉语-神学＂》基础上,重新思考和追问＂汉语神学＂的＂汉语-神学＂问题。探讨＂汉语神学＂的可能的对话空间和通道。借助于对西方＂上帝＂和＂神＂的人格化实体化的分析,对比中国传统的非实体非人格神的特点,试图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尝试打开新的对话空间。在＂上帝的隐退、缺席和空无＂中,寻找中西方对神圣经验的感触与共通的可能性。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论普罗提诺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鸟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西方文论中的基督教神学景观

西方文论与基督教神学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精神关联,挖掘西方文论中蕴涵的基督教精神 本质,弄清基督教神学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影响,是西方文论研究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本文简要地对西 方一些神学家及文论家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梳理,以期引起对西方文论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关系的关注。     

李商隐诗歌的阴柔美与基督教亲吻神学的精神联系(下)

无题诗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极品,它们的基本面貌与亲吻神学的两条基本精神正好吻合:一是不婚的情爱,一是灵性的情谊。李商隐的文艺思想比较解放而新颖,表现出批判传统的异端色彩。从隋唐至清代思想界的变迁考察历代诗人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评价,这种评价呈现出一条变动的曲线,它反映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李商隐诗歌的个案研究说明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是基督教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法律思想--以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法律思想展开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占有统治地位,法律哲学也为教会及其教义所支配,成为神学的一个科目.早期基督教著作家中最重要的首推奥古斯丁,他建立了以神权政治论为核心的法律思想体系.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和哲学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达到了顶峰.他的思想体系是基督教圣经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巧妙结合.阿奎那将法律划分为四种类型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但仍然保留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正义观.这些法律思想对现代西方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一些见解,有其启示作用,不可一概否定.     

民国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

半殖民地落后农业国要通过工业化促成经济发展,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投资需求。影响经济的因素中,来自本国经济系统内部的,主要有产业结构转换、投资政策;来自本国经济系统外部的,属于国内性的主要有政权效应、内战冲击波、天灾冲击波、宏观经济状况合力,属于国际性的主要有国际政局效应、国际贸易动态、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英美经济圈等。     

民国时期政治宣传中的辛亥革命

合法性是政治团体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而塑造合法性则是政治团体生存、壮大及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关键。作为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成为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汲取合法性资源的对象。通过解读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文本,可以看到,对辛亥革命不同诠释的背后,是争夺政治话语权,塑造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目标的功利性目的。     

民国时期的藏语言文字研究

藏语言文字及其相关领域从来都是藏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一般来说,学术界对解放后的情况比较熟悉,对1949年以前的情况相对陌生,曾有学者写过少数民族语言学史方面的著作。而本文专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境内在藏语言文字及其相关研究方面的主要学者及其著述作一简述,在资料上力求详尽一些,为学术界查检过去的研究成果提供方便。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政储蓄制度的演变

中国近代邮政储蓄始创于1919年,业务种类由储蓄、汇兑,扩展到投资、放款、贴现、保险等业务,邮政储蓄经历了从单一储蓄业务到银行制度的演变,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变迁下导致了自身制度的变革与异化,引发了深层次的危机.透过邮政储蓄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制度与格局的演变.而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研究也将为当前邮政体制改革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清代、民国晋中地区的村社

村社的组成与活动在清代、民国的晋中是一种重要的村落民俗。村民由共同信仰和地缘关系建构起村社。村社兼具民间信仰组织和村落自治组织的双重属性,普遍存在于各个村落,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职能。各村之社把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结合起来,卓有成效地对村落实施了整合、教化和控制,使村落群体保持了凝聚与秩序,社区生活因而得以和谐运行、稳定延续。     

民国时期民族平等思想在新疆的产生

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新疆后,在孙中山等人民族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并积极应用到革命的宣传中去.这批革命党人在新疆只活动了五年,活动范围也主要局限于伊犁地区.这就导致了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民族平等的宣传与实践影响面较小.     

民国时期北京的集邮活动

集邮是一项西式休闲文化,于清末民初传入北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了近代北京市民的休闲方式之一.北京的集邮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且多为中低级公务人员、职员和教会学校师生,具备一定的规模.出入邮票商社、购买所需邮品,参加集邮组织、广泛结识邮友是他们开展集邮活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北京的邮票商社众多,以环球、东亚、诚记和庚辰最具代表,集邮组织则有北京邮票交换会和北平邮票会.民国时期,作为“高尚的娱乐”的集邮开始真正走入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对去除博弈、烟酒等民间旧恶习,提倡健康、民主的社会新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