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化情结与交往共识价值原则

本文通过剖析人学思潮中的“人本化情结”,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现代性特征。回归“以人为本”是时代的进步,表达着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层转型和人们对现代和谐社会理性交往共识的探求。在对交往共识价值原则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有限积极的不伤害”价值原则,这是对中国和谐社会建立理性交往共识的有益探讨,也是寻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性、民族性转换的尝试。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试论嵇康乐论的玄学美学思想——以《声无哀乐论》为中心

通过研究嵇康对儒家传统音乐命题“声有哀乐”的批驳,及其对道家“道”、“和”的思考在玄学思潮和音乐形式上的运用与发扬,发掘其思想在特定历史思潮中的价值、在审美层面对主体自我的超越及其思想在玄学潮流及艺术审美层面上的超前性及先见性。从揭示“名与实”、“音声之无常”、“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三方面对音乐与情感相分离的纯理性高度出发,探究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差异在审美过程中的“移情”作用对音乐与情感的中介统一性及音乐回归艺术自然本性的价值意义。     

论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四重误解

理论界长期存在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误解:一是把黑格尔对“旧形而上学”或“过去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误解为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并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反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二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误解为“否定性辩证法”,认为“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推动原则”或“革命本质”,实际上黑格尔更强调辩证法的“肯定性”;三是把黑格尔有关“善恶”关系的辩证法误解为取消“善恶”差别的相对主义,并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四是把黑格尔寻求理性与现实统一的“两个凡是”命题误解与发挥为脱离理性的单纯经验论命题,并提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等相对主义观点.这四重误解,既遮蔽了哲学的形上本质,也曲解了辩证法的肯定性与确定性特征,理应予以纠正.     

“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揭晓

热点一: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世界研究交汇互动入选理由:2006年,学术界“和谐思潮”涌动,不同学科、主题各异的“和谐”研讨会频繁召开,“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和谐”冠名的论文多达一万三千余篇,堪称本年度中国第一大学术景观。当下,“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从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目标向着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在学术界形成“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三种思潮交汇互动之势。第一,和谐社会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并举的局面,和谐的学术涵指/意指不断拓展,主体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异质性研究渐成学术新热点。第二,“和谐文化热”与“国学热”并举,形成“国学热”与“和谐文化热”学术合流的情势。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学术合流为“和谐社会”研究提供了精神资源,进而为“复兴国学”提供了时代契机;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资源,相关问题值得深究。第三,和谐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浅析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的问世为其标志。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特点是诉诸情感而非理性、政治经济内容空洞、强烈的投机性。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弊远大于利,若其发展到支配地位,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灾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臻成熟,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将趋于缓和和消退。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真正存在的不是理性主体,而是与客观存在相剥离、对立而囿于自我的思想与心灵。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中,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分崩离析;理性主体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惟我独尊的权威。     

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

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在高科技文明中培育人文精神

“科学与人”,这既是科学的命题,又是人学的难题。解答这道命题的关键是在人学的意义上确证科学技术的价值理性,摈弃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而破译这道难题则需要在现代科技文明中培育人文精神。因而,在高科技迅速崛起的时代,科技理性、人文价值、终极关怀、人类命运等...     

黑格尔“凡是”命题的深刻含义

1820年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第一次提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以下简称“凡是”命题)(《法哲学》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页。以下均引自此版)。此后,它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这个命题是代表黑格尔哲学的典型命题,因此,如何理解其深刻含     

学术论点摘编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制度化的运行机制链戚攻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撰文《对“和谐”命题研究的十二方面拓展》指出,第一,关于和谐命题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而且“和谐”的理论适用包罗万象。因而研究的视角既是多维度的,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又需要在研究中做纵向的和横向的理论分层,还需要对“和谐”、“社会和谐”和“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作深入的研究。第二,“和谐”命题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有共性与个性之分。共性在于:它是大跨度时空观念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即它是对一定社会结构中多元共生与同构要素的内生性关系、状态、整…     

论“日常生活科学化”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日常生活科学化”的诞生有其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科学诸维度的现实必然性。它在昭示社会进步、推进“去个体性”、蕴含社会批判、重建科学崇拜、揭橥审美观变迁的同时,也暴露出围绕科学理性、大众角色、科学效能和日常形式的诸项悖论,表达了命题存在的现实困境。命题在当下语境的诠释拓展了理论研究视野,也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

刘勰的审美情感论张晶重情，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思潮中的一个主要趋向。相对于“诗言志”的命题而言，西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无疑是昭示着审美意识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诚然，汉魏以降，“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杂使用，“缘情”未必一...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朱光潜前期美学的生命哲学意义

朱光潜前期在论述文化、人生和审美问题时提出的“以情为本”、“审美解放说”、“人生的艺术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民族生命力的复兴”等命题，以及他的悲剧理论，显示出感性优先、生命优先的理论色彩。与此同时，他所试图建立的一种以充沛生命力做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的构想，又因其现实的“审美功利主义”倾向而有别于尼采等人的西方现代反理性思潮。     

和谐社会与法律方法的选择

一、以和谐社会审视法治建设“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命题,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新目标。对于命题本身,我们并不陌生,如“天人合一”、“大同世界”、“和为贵”等都体现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从形式上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和谐社会都是表现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们现在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古代的“和…     

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首先,从古希腊奥运会谈起,界定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特质是自由而纯粹、崇高而神圣的拼搏精神。继而,分析了孕育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社会基础,即“几何学式”的社会态势。再次,通过“几何学式”的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比较,阐释了“几何学式”的社会关系就是和谐社会的古希腊表征。最后,得出结论：奥林匹克精神不是对和谐社会的刻意镶嵌,不是对和谐社会故弄玄虚的人为嵌入。奥林匹克精神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理性支撑和精神奠基,而和谐社会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栖息地。     

闻一多文化诗学论

闻一多诗学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又有独特的审美诗性品格。这种文化与诗学的交融,首先表现在理性与感性、思与诗的结合上,其理性精神———个体主体性、公共文化精神与创造民族国家想象的互渗互动,构成了他的冷静地、科学地把握世界、理解人生的方式;其诗性把握———生命狂欢、宗教的形而上追求以及“兽性”,“野性”之类民族强力的提倡等,则形成了他诗意地、动情地体验、沉醉于世界人生的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理性转向与诗性转向的世界文化思潮。其次,表现在一方面他的诗歌及其他文本、话语历史化、文化化,笔底凸显一个“文化中国”,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关怀与研究又渗透着诗性和艺术的形上精神,因而历史与文化又被文本化、话语化乃至审美化了。再次,从20世纪文化的整体语境、特别是欧战后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潮流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中,闻一多诗学显示出其文化的整体性、开放性的特点,而他的诗学的一些独创性命题如“纯形”“三美”“浑括”“审丑”等又是在这种文化整体语境中被激活并显示出其独特性的。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