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启蒙话语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汇入全球化激流的大背景下,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深入,对票房经济的专注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启蒙话语的理论分析。基于此,从异质空间中的文化反思、历史事件中的艺术揭密两个方面梳理启蒙话语在影片中的存在形态,指出此类影片票房不济、表达不清的原因,提出以感性启蒙吸引电影观众、以自启蒙抵御被启蒙,同时以对话共享而非独语垄断的文化立场参与影片价值观的表达,为中国电影文化站起来走出去提供借鉴。     

启蒙与人性

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 ,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 ?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 ?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 ?它们产生何种影响 ?以上诸类问题 ,正是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的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论茅盾的"实践型启蒙文学观"

茅盾前期的启蒙文学观不但具有浓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富含系统性的建构趋向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中表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实践型的启蒙文学观"。强烈的启蒙意识使茅盾文学观的启蒙负载与启蒙内涵极度膨胀,并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文艺观与创作。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理性文学与文学理性──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的辨析和思考

对欧洲２０世纪前各种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元素的综览显示：只有１７、１８世纪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才堪称理性文学，此前彼后文学思潮中的理性倾向则只能称之为文学理性．而理性文学得以形成是顺应了近代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为理性文学，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又在反封建、狭义与广义、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各具差异。理性文学曾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殊途同归的启蒙姿态——谈鲁迅与沈从文对启蒙的“反叛”

启蒙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引，也需要防止过度崇尚理性所导致的蒙昧。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肩负启蒙使命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启蒙姿态，表达对启蒙的反思。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坚持着启蒙精神，而沈从文游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上下求索，启蒙的困境深化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对人性的解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得意与忘"形"--19世纪美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异"之诠释

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美国这一民族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介绍、传播、影响和诠释.同时也体现了美国自觉意识的觉醒.他们利用东方中国的他者形象来企图达到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目的,但是由于相当程度上的想象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呈现了大量并不公正的中国"幻象".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从人性意识演进的角度重新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是深化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路径。新时期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逻辑步骤:第一部曲表现为“欲”的释放与弘扬,在深层则意味着对启蒙原动力的开掘,是新时期人性启蒙发动的真正标志;第二部曲以“情理激荡”为路径通向人性的提升;第三部曲则进一步落实为“自我”的重构,表现为对现代性启蒙人格的重新塑造。     

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20世纪中国文学何以能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阶段？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何在？本文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1894-1898）前后切入话题，贯通近、现、当代，综合考察了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特质和变化，认为“现代性”不仅是这一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而且从思想和审美方面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文章对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也作了辨析。     

论新世纪中生代诗人的写作转型

新世纪以来,很多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中生代诗人都面临着写作转型的问题,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要走出青春写作的迷茫,另一方面从追求表面的先锋性转向内在的灵魂书写.虽然在转型过程中,很多诗人都遭遇了困境,尤其是在难度写作上面临挑战.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现实和经验的重要性,开始直面时代的现状,寻求超越自我的深度,进行日常生活的诗意转换,将富有思想性和力量感的写作当作自己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写作转型中,中生代诗人们的写作才会获得尊严,其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信任感.     

论20世纪中国哈萨克文学的现代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哈萨克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其具体表现包括文坛出现了以批判封建主义、宣传文化启蒙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潮,文学现实主义倾向浓厚,古典时期唯诗体独尊的文学格局被打破,小说、戏剧、散文、杂文、特写、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出现,文学发展态势由传统的单一走向多元与开放,显示了与古典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     

《新小说》与中国近代传媒的启蒙话语权

近代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昭示着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形成。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是他启蒙民众、变革图强的政治需要。《新小说》用浅易的文言甚至白话刊行的小说、戏曲、歌谣等,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对小说传统观念的改变具有首倡之功,促成小说从＂小道＂变为＂大道＂,对晚清小说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新小说》占领舆论制高点,在中国近代传媒阵地有效开展救亡和启蒙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话语形态

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话语喧哗的态势,其中以启蒙话语形态、革命话语形态和复古话语形态尤为突出。在多种相互颉颃的话语形态的背后,昭示着一元话语向多元话语流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对21世纪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