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霍小玉传》看唐人“有意为小说”

明人胡应麟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至鲁迅说得更明白:“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唐人才开始有意为小说。现在有学者认为六朝已有有“意为小说”的萌芽。撇开这些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唐人已经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小说的自觉时期已经到来。 唐人怎样“有意为小说”呢?本文侧重从李益的生活事实与《霍小玉传》中的审美事实的联系与区别,探索唐人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的部分艺术手法。     

《霍小玉传》悲剧的暗示解读

以心理学的暗示来解读《霍小玉传》这个爱情悲剧,霍小玉之死是消极暗示作用于心理、生理的表现。李益负于霍小玉也是受到了社会等级、婚姻制度、婚姻观念等的消极暗示。李益家中的种种"不安",实际上是李益在愧疚的心态下,接受了霍小玉临死前话语暗示而产生的一种幻听、幻象。     

人与蛐蛐的隐喻呈现——解读毕飞宇的《蛐蛐 蛐蛐》

《蛐蛐蛐蛐》以短小的篇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文革中一个小村庄围绕蛐蛐发生的故事,更是通过人和蛐蛐间的隐喻呈现去展现更为深刻的历史认知。这种隐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历史的文学书写;二是知识分子失落的尊严;三是蛐蛐世界的艺术变形。小说关于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超越作品的时代背景,不断走进一个个新的历史洪流,被一代代读者不断认识与解读,这正是《蛐蛐蛐蛐》的魅力所在,亦是毕飞宇的文学美德。     

《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使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霍小玉传>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了研究.使用语料库检索分析软件WordSmith,对两个英译本以及作为对比使用的英语本族语语料库中的平均词长、词汇密度和文本可读性等多方面数据做了统计和对比.同时,还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运用相关翻译理论对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两个译本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特点.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实证性研究具有科学性,因此其研究结果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可靠的依据,也可用于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中.     

读《乌丸鲜卑东夷传》二题

陈寿只为乌丸、鲜卑立传，是因这两个民族继匈奴而起，为汉末以来最为重大的民族问题，对其加以总结，有助于中央王朝制定因应的方针和政策。他写《东夷传》则旨在探寻中国文化的原貌及其东渐，让中国人从了解东夷历史中了解中国文化     

谈《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主题思想、情节处理、人物形象三方面粗浅地探讨了<紫钗记>对<霍小玉传>的继承与发展.<紫钗记>把主要矛盾由原作小玉痴情、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变为爱情与强权势力的矛盾.在情节方面,特别设计了一些"尊情"的情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性格上有变化,到了<紫钗记>则突出写了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霍小玉传>中李益的性格主要是先软弱后薄情,而<紫钗记>中的李益性格主要是忠贞,但还带有三分软弱.黄衫客是汤显祖期盼中的"社会的良知",但这种期盼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狄亚》与《霍小玉传》的悲剧特色和悲剧美

在为数众多的古希腊悲剧作品中,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算得上是一部悲剧杰作。千百年来,它以其悲惨的故事,主人公血淋淋的复仇,以及深刻而尖锐的戏剧冲突,强烈地吸引着各国观众的视线。每当沉沉的帷幕升起,舞台上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拨动了观众的心弦。 美狄亚本来是科尔喀斯国国王的女儿,由于爱上了异国王子伊阿宋,冒险帮助他夺取镇国之宝——金羊毛,触怒了父王,只得逃离故土,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后来,他一心爱恋的丈夫却抛弃了她,去和科任托斯国的公主再婚。她绝望已极,奋起复仇,先用计烧死了公主和国王,接着又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当她用颤抖的手抓起宝剑的时候,锐利的剑锋不仅刺破了孩子无辜的胸膛,而且也刺穿了她那颗母亲的心………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看到这里,观众不得不为之掩面而泣。     

《紫钗记》浅析——谈汤显祖对《霍小玉传》的改造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贯穿着对封建专制的揭露和控诉,对光明世界的憧憬。即作者所说的有“讥”、有“托”。“四梦”之一的《紫钗记》,取材于唐人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小说是写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李益在长安与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以书判拨萃,受郑县主簿,临行向小玉发誓偕老,归家后即变心易志,另娶贵族女子卢氏。小玉相思成疾,沉绵不起,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重入霍小玉家。霍小玉悲愤交集,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终身受到猜疑与嫉妒的困扰。     

关于《霍小玉传》的几个问题——兼与谭优学、卞孝萱先生商榷

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历史真实度,谭优学先生认为,“以同僚记同僚事,虽有附会增益处,但本事关节不能虚构,否则就是诬陷了。故“霍传”虽文艺作品,小说家言,但按之李益生平及他书记载,无不一一吻合。惟谓官郑县主簿时,以筹措百万婚资,远涉江淮为不可信”笔者认为,《霍小玉传》并非大体真实,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它的历史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瞬间而永恒的极致演绎——毕飞宇《蛐蛐 蛐蛐》论

《蛐蛐 蛐蛐》呈现出一种意象纷乱、阴森和扑朔迷离的特点。它旨在进行一种宏大背景下的叙述,使人性的丑陋、压抑、扭曲都得到最为细腻而充分的展示,使读者对小说不得不进行着更深的与更多可能的解读。《蛐蛐 蛐蛐》更多地显示了汉语文学的意义。小说中的三类死亡,涵盖了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蛐蛐 蛐蛐》使短篇小说文本的可能范围有了进一步拓宽。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的第7册与第10册<忠义传>部分,经与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稿>相关内容对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基本可以断定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是后者的草稿.另外,在第7册中出现的初始作者"徐潮",可以初步断定为和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是同一个人.     

短小精悍——《读孟尝君传》读后

一篇议论文,短到只有四句,恐怕是从来罕有的吧。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正是这样一篇被誉为“千秋绝调”的短文。 “孟尝君能得士”,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怀疑或反对的。他门下也不乏象冯欢那样的有识之士,并非全是“鸡鸣狗盗”之辈。这一点,王安石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要在此文中一翻旧案,认定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呢?我认为:他是有所为而作的。 为了推行新法,实现政治改革,王安石对人才是十分重视的。他在有名的《上仁宋皇帝言事书》中明确指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他一方面就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详尽的意见,同时又规劝皇帝:实行改革要坚定,不要因为“一有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上而不行”。也就是说,对力行新政的优     

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霍小玉传》

当代文史专家认为:<霍小玉传>是一部早期"牛李"党争产物.作者在此基础上,确定其创作时间为长庆四年二月前,同时进一步确定了蒋防此传的创作意图,即间接打击牛党,美化李党.论述了本传中两大层次的对比:一是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二是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法、恩义、豪侠作时比,这两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和"攻击型"传奇作品.     

从《受戒》、《呼兰河传》看散文化小说

“五四”以后新小说的散文化,从鲁迅开始,经过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更新变异,逐渐成熟,而后中断,到了80年代汪曾祺又将这条中断已久的线索延续下来。本文试图以萧红、汪曾祺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种文体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及这种文体在文学发展上的价值。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我院民族研究所刘美嵩同志所著《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一书,经出版社送请我国隋唐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教授审阅和推荐;复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审核,得到出版资助,将此书列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之一,送交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并交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每本定价3.20元,欢迎征订。     

唐前仙传小说与尸解理论——以《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为例

尸解是道教假死托形的一种成仙方术,其早期内涵较宽泛,包括灵魂飞升、肉体成仙、死后复生等不同形式,至南北朝时其理论内涵逐渐定型,专指假死托形、解化成仙之术。唐前仙传小说对尸解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列仙传》视尸解为神仙的神异法术,其尸解形式多样,故事情节简单,是对汉代尸解概念的演绎;《神仙传》中尸解理论内涵逐渐明确,死后托形解化成为魏晋时期尸解的主要内容,其掩饰死亡的目的也得到明确;《洞仙传》全面反映了六朝上清派尸解理论,如剑解、杖解等尸解形式的发展,尸解复生理论的完善,对儒家思想的援引,尸解仙等级的划分等。此外,《洞仙传》尸解故事还体现了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权统治之间的冲突及保持政治平衡关系的努力。     

《醒世姻缘传》与世情小说的发展

《醒世姻缘传》与世情小说的发展邹宗良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它开启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历史和神怪故事转向世情内容的新时期。这位不露名姓的兰陵笑笑生笔下的世界，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兴亡图霸，英雄豪杰的义胆快风，也不再是神仙魔怪的争胜斗...     

珍贵的荆楚神话——读《黑暗传》、《善歌锣鼓》

本文认为,两部古歌《黑暗传》和《善歌锣鼓》的发现,意义重大。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共同具有原产于荆楚地区或与这一地区有特殊关系的开辟神话因素,诸如盘古、日月、洪水、养天育地的神话等。而通过具体分析这些开辟话神因素,人们可以明确肯定荆楚神话的特殊价值及其所应占有的历史和学术地位。     

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论《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唐人小说观念的转变,则必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与创作本身的空前繁荣局面很不相称的是,唐人对于这个方面的直接理论表述却少得可怜。在“小道”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甚至“有害”论不断鼓噪文坛的情况下,柳宗元针锋相对,来正面肯定传奇小说一类文字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便成为我们借以考查唐人进步小说观念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研究

本文论述了《促织》与《变形记》所具有的共同点,即两者叙述了相同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 经验和体验,而这种共同点的产生是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相似性和主体创作态度的相似性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