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是”与中西思想的不同特质

西方本体论依赖印欧语言中动词"to be"的独特品格。葛瑞汉关于系词的讨论以及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基于以下观察:古希腊语中"einai"兼有存在与系动词(或者说,述谓)二种功能且存在是主要用法。而且,"兼有"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混淆",从而导致了"虚假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卡恩认为,"einai"以表真为基本用法,这一语言现象和古希腊的符合论真理观存在内在关联。另一方面,"einai"在语言学上的"延续体态"特征可以解释Being与Becoming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以及西方传统哲学对前者的偏好。另一方面,葛瑞汉认为,汉语中没有"be",就不会有本质横插在名与实之间。自汉代以来,汉语中实际上已逐渐发展出"是"的系辞用法。"是"既是近指代词,又常常指向事实上的"真"和价值上的"对",三重意义的融合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古代汉语曰/答类动词及其演变

对话句中的动词今天只用"说"、"对(告诉)……说",口头常用"讲",书面偶用"道".古汉语常用"曰、云、说、道"及"谓(言、语)……曰"等.还有专用的"关……曰","答"、"答(应)……曰"、"答(时、应)曰"、"告……曰"等.它们各有其特点和用法.先秦一般用"曰"及"谓(言、语)……曰"等."云"用于对话句出现在汉代,"说"在魏晋,"道"直到晚唐五代才出现.到了明清.在白话小说中,"道、说、说道"完全取代了"曰"等,"对(告诉)……道(说、说道)"取代了上古常用的复式形式.     

“只要”的历时考及演变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只要"一般用作条件连词,表示充分条件关系。"只要"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中,但其出现时仅是副词"只"和动词"要"的临时组合。随着语言的发展,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语位、语用、语义、语音等影响,"只要"逐渐虚化成条件连词。     

论“有·专名+VP”的语篇特征与传信功能

与一般存在构式不同,"有·专名+VP"侧重用于陈述事件,"有"确认与专指实体相关的已存在事件,其用例在近代汉语叙事语篇里尤为集中,是近代汉语里富有特色的语法现象。     

释“痛心疾首”

“通心疾首”《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形容痛恨到极点”。其说本于《辞源》:“谓恨之甚也”。引《左传》(“吕向绝秦”中语):“诸侯闻之,斯是痛心疾首,昵就寡人。     

句子功能范畴在“谓头”敏感位置上的句法实现

在"谓头"敏感位置上可以实现多种句子功能范畴。汉语"谓头"语法位置具有句法敏感性、容纳性和层次性;占据此位置的句法成分可以是排除"谓语外状语"之后的谓语起头位置的成分,也可以是否定标记、时体标记、复句关联标记等。正确认识"谓头"的特点和确认占据此位置的成分有助于我们给现代汉语中众多句法现象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晚清"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成为晚清言说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词语-注释"的三种类型--词典、栏目集注和单篇夹注,不难发现,"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从现代汉语生长的角度看,一方面完成了"新名词"被汉语接受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也实践着汉语欧化的不懈努力;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也是晚清知识建构的方式和内容.     

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

法国著名学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教授提出"间距"的概念,试图重建自我与他者之间对话和交流的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打开中西对话可能的方式,"间距"概念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对话者的独立姿态,这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探索具有启发意义。由笔者提出的"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理论,肯定了异质文明间比较的合法性。"间距观"与比较文学"变异学"有着相近的立场,"和而不同"的同时又能"和实生物",在对待差异性问题上两者皆发现了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的钥匙。     

“奢侈”词义扩展及感情色彩走向

在传统汉语文化语境中,"奢侈"是一个感情色彩鲜明的贬义词.但近年来,"奢侈"一词在交际或传播场合出现了一些褒义用法,其"变性"是自身词义扩展的结果.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消费心理作用下,"奢侈"的贬义色彩不会消失,而是会成为一个集褒贬两种感情色彩于一身的"两性词".     

孔子“人能弘道”的对话之维及现代价值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人能弘道"被视作君子的行为,是德性生命的在世方式。实际上,"人能弘道"还蕴含着对话逻辑,它以"孝悌"的亲子之爱为出发点。"人能弘道"的对话意识是生命最本真的意识,沉沦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以借助"慎终追远"的方式,唤醒这一本真意识。"礼"是"人能弘道"的具体对话形态。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生命回归本然状态,还提升了生命的创造力,为理性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致思方式。     

论“祁连”

<正> 祁连山名属于何种语言,学者意见颇多分歧。唐代颜师古以祁连为匈奴语。《史记》卷一一一《索隐》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法国劳菲尔以祁连为鲜卑语,认为“与含有同样意义(天)之满洲语Kulun,似有关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初以祁连同突厥语“天”kuk之复数形式Kukler对音,尔后认为来自鲜卑语,“满洲语谓天曰kulun,故匈奴语同义之祁连(kilen)或其原语耶”。日本另一学者藤田丰八以为是突厥语,“惟祁连山之祁连,岂非对此Sθrin(Sirin)耶”。岑仲勉先生则认为祁连与撑犁同一语源,都来自突厥语“天”tangri。笔者以为祁连与天字同源,出于上古汉语复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汉语“种族”词义的变迁

"种族"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最初具有多种含义。从宋代开始,"种族"多与某一少数民族名称连用,文献中写作"某某种族",含义、用法与现代民族概念相近,这也是1900年以前汉语"种族"的最主要含义。清末,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国人创造性的将西方race(种族)概念糅合到汉语"种族"之中,汉语"种族"的民族(ethnic)含义得到进一步增强,但也不稳定。由于种族(race)的学科来源、概念的歧义性,加上民族概念的影响,进入民国之后时人赋予了"种族"许多新的含义,总的趋势是种族的民族(ethnic)含义逐渐丧失,它的种族(race)含义逐渐增强。期间为了消除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危害,1930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有意重新建构"种族"的"民族(ethnic)"含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安定、文化发展,随着民族概念的讨论,汉语"种族"含义最终在1960年代确立。     

在地和旅外:从“三史”看华文文学和中华文化

"华文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近百余年来华人多向流动、迁徙而形成的移民文化中,"台湾文学史"、"香港澳门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三史"覆盖了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旅外"和"在地"是华文文学两种基本形态,两者之间包括转化在内的变动往往成为各地华文文学形成自身传统以丰富中华文化的过程。华文文学的"本土"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情境,它抵抗外来殖民性文化,但也开放于"旅外"向"在地"的转化,促成"在地"的多元性;有了"本土性"的丰富,才有中华文化的丰厚。"灵根自植"的中华性成为一种不断展开中的开放的生命进程,中华性的变迁开掘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种可能性。非汉语的在地性和汉语的旅外性对话,两种文化生     

汉语“连”字句预设的主观量问题

在汉语"连……都/也……"句式中,"连"后所标记的成分或是主观小量,或是主观大量,并以此作为对比焦点,通过预设触发语副词"都/也",推断出隐含的主观全量,进而实现"更加"的强调义。因此,该句式中的"连"字可以省略,而"都/也"却一定要出现。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杨乃乔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凭借语际与跨界两个维度的优势迅速向外扩张,最终比较视域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相呼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标志。曹洪洋认为,"跨学科"是比较文学视域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其对比较文学的身份认同必将继续做出重要贡献。姜哲认为,在中国语言文学的语境之下,"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以"比较文学"为前提,即"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出场,必须是将其自身呈现于历史的、审美的和科际的关系系统中的出场。郭西安认为,比较视域概念是理解比较文学后设学科特性与研究定位的枢机;从视域到比较视域的推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标识出传统人文研究向后人文研究过渡的理念特征。梁丹丹认为,中西方文学的互动对话是一种含有比较文学互文性质的典范文本,这一文本是研究主体在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汇通与融合中生成与创造出的新的诠释意义的文本,即比较文学所倡导的"第三种诗学"。     

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

本文对现代汉语中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并就这类句子与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文中也谈及汉语语法的特点。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日语表示完成体的“タ”的翻译问题——以《挪威的森林》中的“タ”为例

日语的"タ"和汉语的"了"看上去似乎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语中表示完成体的"タ"这一语法形式,在翻译成汉语时,并不总是固定的形式。在此以小说《挪威的森林》为考察对象,深入地研究了与表示完成体的"タ"相对应的汉语表达方式。     

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