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试析丁戊奇荒时陕西受灾状况

丁戊奇荒席卷了中国北方地区并且波及到了南方部分地区。虽然当时的重灾区主要是河南和山西,但是陕西省的受灾程度也较为严重,人口大量死亡与逃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并且关中平原土壤肥沃,农工商业发达,是陕西的富庶之地,也是陕西人口的集中居住地,当关中平原出现灾情后,势必会加重陕西的整体灾害程度。本文从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探讨了陕西与山西、河南两省同为重灾区的原因,从而对丁戊奇荒时陕西灾情能有更深认识。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人祸加重了天灾──1876—1879年“丁戊奇荒”辨析

“丁戊奇荒”在经过较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下，仍损失惨重，殃及灾民上亿人。主要是仓储空虚、战乱频繁、政治腐败、滥种罂粟、交通落后等人为因素才造成如此恶果。     

天人感应灾异观与近代灾荒救治——以“丁戊奇荒”为中心

天人感应灾异观是中国传统灾荒观的一种."丁戊奇荒"时期,它对救灾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它使灾荒中以皇帝为中心的祈祷活动盛行.其次,它使人们在灾荒中注重"修德".作为传统的灾荒观,它在近代受到了基督教的冲击,但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天人感应灾异观一方面可以促使皇帝重视救灾,并对安定民心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灾荒的原因在于人事以及救灾过程中祈祷和道德层面原因的重要性,最终会使人们丧失救灾的主动性.     

在事精勤：丁戊奇荒中的潘民表

丁戊奇荒初期,潘民表受江南友人之托前往河南协助赈灾,后因表现优异被委派到山西绛州主持该地的义赈事业。在此期间,潘民表利用《申报》劝捐助赈,引起江南士绅的热烈响应。潘氏在实际放赈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有效的赈灾举措,救活山西百姓甚众。潘民表在丁戊奇荒期间的赈灾表现,承担起了传统士绅的社会责任,更让时人看到以其为代表的江南中层士绅群体在社会慈善事业中发挥的作用。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丁戊”赈灾对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影响

李提摩太来华之初,遵循传统的街头布道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丁戊奇荒"发生后,李提摩太积极进行赈济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丁戊"赈灾为契机,他广交官绅,译印书刊,培训当地教会领袖,借推动中国改革之机力图使中国皈依基督,从而开创了一条新的本土化传教路线。然而,近代中国的变革日益走向非基督教化的趋势,这是李提摩太所不能左右的。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山西“丁戊奇荒”述略

山西“丁戊奇荒”是中国历史上特大灾荒之一。它发生在公元１８７６年至１８７９年间,因灾情极重,清政府采取了赈粮、赈银、设厂放粥、蠲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但终因财政拮据,晋省交通不便,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片荒芜、物质财富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惨遭重创等一系列恶果,制约了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外国传教士在百色活动述略

从19世纪中期起,外国传教士相继踏入百色,并恃权胡作非为,犯下滔天罪行。但为了传播“福音”,他们也在百色进行传教布道,宣传西方文化;开设学校,培养新式教徒;给药施善,创办近代医疗机构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近代百色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华活动述略

主要研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华二十七年的传教活动,揭示了以南怀仁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工具.并尽心竭力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活动实质。     

《一位在中国山东45年的传教士：狄考文》评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来华西人中的特殊群体,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郭大松教授继2008年出版译著《中华育英才——狄邦就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后,近来又与崔华杰合作翻译出版了《一位在中国山东45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3月版）,     

“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行为方式

“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行为方式汪波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是美国历史学界近年来研究美国十九世纪海外宣教活动的一种新理论。这个新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分析传教士的活动时，不局限于他们的主观意图和所采用“的策略，而是着眼于那种影响他们行...     

略论近代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

美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以建立的教会学校最为典型,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对教会学校的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评价。     

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况

文章就"丁戊奇荒"导致山西人口亡失的情况进行了重新估计,进而说明人口亡失对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现象的分析

针对近些年来中国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找“工作难”与用人单位“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分析了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技工短缺的诸多因素，并提出了解决这一现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灾荒与社会——以临汾“丁戊奇荒”为中心之考察

本文旨在运用各类史料,对大旱灾、瘟疫、狼灾、鼠患等自然灾害加以描述,说明此次灾荒的强度,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临汾地区危害的严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这次灾害导致粮价上涨,粮食奇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人口大量减少,大量女性被抛弃,被贩卖。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