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批判到物化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卢卡奇对合理化、物化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理性使人失去个性而得到确定性,并且使个体之间失去了团结与爱的理由。卢卡奇认为,物化使人屈服于异己的必然性,使人成为孤立的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希望取代神的人即“人神”是维护理性统治或“第一伦理”的人,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卢卡奇笔下现代社会中无力的旁观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团结与爱”或“第二伦理”以及卢卡奇所理解的阶级意识,使个性与联合成为可能。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卢卡奇对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带有了伦理的色彩,对合理化、物化没有做出全面的评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基督教精神

信仰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核心问题。他用纯粹文学的方式探讨神秘的信仰 ;用人性的眼光 ,解读俄罗斯的基督教精神。作家把俄罗斯下层民众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虔诚信仰和坚忍品质 ,看作是带领俄罗斯走出苦难、走向未来的保证。而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青年对基督教的反叛 ,在作家看来 ,只会使人们精神迷乱、道德堕落 ,最终导致社会失序。在信仰的层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展示了复杂多变的人性。     

马克思科技批判思想的人性根基与文明形态

科学技术与"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两大关键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意蕴。马克思联系人的本质看待科学技术的本质,积极肯定科学技术是历史性的革命力量,对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表现持肯定性评判。与此同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批判,这种批判思想渗透在其新世界观思想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马克思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全面、具体、现实地考察科学技术,这种批判既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也是对工业文明人与科技关系的全面反思,这两方面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从文明形态视角揭示科技异化的根源,不是否定马克思科技异化的资本主义根源,而是从更深、更广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科技批判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人本思想

上帝是否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求索的问题,但人是陀氏宗教视界的中心.陀氏不懈地探究上帝和人的本质及生存的关系,形成其独特的宗教人本思想.他认定,人对上帝的否定将会导致人的毁灭,使人类遁入虚无.依靠上帝是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但上帝并不充当人类现实生活的救世主.上帝是人的内在神性的源泉,只有以信仰为纽带,人才能沐浴上帝之光,禀承上帝的神性,消除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获得精神的复活,建设新的人类世界.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早期的翻译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分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见长的风格化小说。小说《罪与罚》,以其细致入微的"自我"剖析、现实情境与意识流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对日本近代小说中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日本作家认识或表现近代化的"自我"状态,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论宗教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孤独的消解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孤独天才。宗教和宗教的忏悔意识、爱的思想成了他们消解孤独的重要手段。     

文化批判视野下的人性解构

毕飞宇小说的独特性在于通过生活化的叙事,透现生命个体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状态。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往往阐释着某种文化,并揭示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与批判,从而寄寓对人类生存“真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终极关怀。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人物的成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存在着相当一批具有共同特征的正面人物 ,他们是心地高洁、善于隐忍、自我牺牲、爱人如己、人间基督般的同质异构体 ,笔者名之为“基督式人物”。本文从伦理需求、宗教情感、人格发展几个方面论述这类人物的创作成因。作为一位“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的时代”中的作家 ,陀氏力求分析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迫切和病态的问题 ,并对其作出积极的回答。他认为 ,当前的乱世是历史向未来黄金时代过渡的危机阶段 ,人类依靠张扬内心的优良品质可以重建纯洁与和谐的社会形态。弘扬道德需要借助完美的人格榜样 ,而基督正是作为一种超常的道德凝聚力 ,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以基督为原型构想的主人公在思想的纯净和行为的高洁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是陀氏在作品中为人类设置的崇高的人性标准。对于作家来说 ,基督式人物是从他自身无限缺憾的本性中孕育的完人 ,是他在爱与美品格上潜力无穷的“超我” ,这一受到有涯生命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开发的“超我”在其虚构世界中得到极致的展示。     

对工业文明的批判：精神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

西方文明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工业社会．这种文明社会以富裕和民主来辩明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提出挑战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对于工业文明，精神分析既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也是一种保守的理论。精神分析的这种内在矛盾依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限制。要突破限制，就要超越精神分析，而要超越精神分析，就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     

对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分析

鲁迅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鲁迅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他对陀氏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鲁迅对陀氏有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后期态度有所变化。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我在之思”

作为一个1 9世纪的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今天散发越来越撼人的魅力,是什么在作怪呢?笔者认为,是"诗者之思"的力量."思"是人的一种建立在"自我认同体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批判"."思"可以为文学培养生命的感受力与审美的体验力,并同时为文学积淀价值的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毕生的文学创作中不断的在心理体验(忧郁,虚无,安宁)中认同自我,触动那深层的令人生畏的自我,然后在不断的心理认识(困惑,焦虑)中反思自我,拷问那灵魂的令己不安的此在.是"诗中有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风格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巅峰.     

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性素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构建与之相契合的人性素质,通过人的内在力量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价值、技术和制度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并作用于技术应用和制度设计的全过程,使现实的人成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并协同进化的"社会生态人"。塑造社会生态人的生态理性、和谐情感、完全意志和适度欲望等人性要素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的素质品质支持。     

堕落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介新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原型形象中 ,女性人物是深具文化意蕴的一类。依照弗莱的理论 ,她们可归入“中介新娘”原型。中介新娘是堕落的 ,但并不邪恶 ,她们“爱多”的品质成为拯救———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的条件     

存在主义文学的对位性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诗作也呈现出存在主义本色,将两者在特定的视域中进行对位性解读不失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范畴.“对位性”是指两者在存在主义诗学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小说诗学)上的对应与通融,具体表现在:一是尼采的“酒神式”艺术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成为两者的诗学切合点,如果说陀氏关注的是“上帝死了”后类似于“地下室”乃至“死屋”般的生命存在状态,并通过酒神精神进行审美探究,那么穆旦诗作则彰显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肯定,这种肯定以酒神式狂欢呈现进而获得形而上的审美慰藉.其二,与酒神艺术精神相应的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形态,陀氏在复调式多声部合奏中构建了小说的先验性存在结构,其中寄寓了个性的自由选择与上帝的必然意志之间悖谬关系;穆旦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将陀氏的复调性引借、融入到诗歌中,并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方式、在存在的焦虑与现实的生存状态间体验着“丰富的痛苦”.     

十八世纪西欧思想家对商业文明的辩护与批判

十八世纪的众多西欧思想家面对渐渐兴起的商业文明展开了一场辩护与批判之争.辩护者更多地看到了商业文明带来的富裕、自由以及风俗的改良,批判者则更多地关注商业文明带来的奢侈、自私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由的丧失.斯密从分工的视角,对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整合和提升,对商业文明给予了系统而辩证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意识——从人性的角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具有现代性质和意义。这种现代性质正是表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首先，哲学把本体论的范式转为生存论的范式；其次，理论在对人的规定和阐述中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霸权并实现了实践论的转向；同时，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武器”的功能，为个人生存境况的改善提供了一种参考。在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指人本身的问题，为现代性危机中出现的人性危机做出了一种回答，由此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性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意识。     

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也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误读.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

二战后,在美国经济学界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综合派自由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主张宏观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资本主义的各种不治之症,使它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制度",永远存在下去.然而,这种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了现实的巨大挑战,一些激进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自由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掀起了经济学领域的"革命".     

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也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