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与毁学民变

自戊戌维新以来,清政府推行庙产兴学运动。虽然此举对提高民智、移风易俗大有裨益,但由于庙宇是农村民众的生活重心,庙产兴学破坏了农民的传统信仰系统,兴学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反对,毁学民变风潮迭起。清末毁学民变不仅仅是阶级矛盾的简单凸现,还是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历史的特定反映。透过此,可以观察晚清社会复杂的场景以及现代化在推行过程中的困境与阻力。     

信仰激励的发生机制及其权变分析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 ,信仰始终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征。信仰激励是对信仰发生作用样态的描述 ,指信仰对人之行为选择的干预和影响 ,包括对符合信仰规范 (教义 )行为的驱动和有违信仰规范行为的抑止。信仰激励的质和量预示着信仰者的虔诚度和行为度。那么 ,信仰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本文对信仰激励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了提高信仰激励的有效性 ,本文引入权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对信仰激励进行权变分析 ,从而进一步说明信仰激励的适用规律     

国家权力、政策与民间信仰命运的变迁——以唐至当代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

国家在属于民众精神需求的民间信仰领域的进退程度和态度会影响到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相应社会关系的状况。本文以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结合史料和田野调查,历时地探讨国家权力状态、政策对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

通过对信仰、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之间的关系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分析,文章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信仰包括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尽管个人信仰具有自身独特的个人的信仰体验,但是,从根本上看,个人信仰是在一定社会信仰基础上的个人信仰。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信仰问题。     

论实用信仰与道德信仰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而且,信仰有许多种的类型,本文仅论述实用信仰与道德信仰问题。一、实用信仰从哲学上溯源,最早提出“实用信仰”的是康德。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之一《纯粹理性批判》之中,明确地把信仰划分为实用的、教义的和道德的三种类型。所谓实用的信仰,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虽然缺乏全然的知识根据,但有主体自身的“确信”为保证的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信念。由于这种信仰与主体任意的偶然的目的有关,因此只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信念。康德非常形象地举例说：“医…     

论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

伊公是个广受宁化县河龙乡53个聚落祭拜的神明,它的信仰曾一度扩大到长汀县以及江西省石城县等地.本文以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利用地方志、族谱、清朝的碑文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问题.认为从伊公信仰的缘起可印证在宋代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它的扩大过程同时也是它与当地社会的环境、经济、民俗文化及民众心理相结合,即地方化的过程.     

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与信仰教育的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信仰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通过对在校大学生信仰状况调查问卷的统计,从宏微观分析了大学生信仰的现状、特点及其原因。有针对性的探讨了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途径。     

论教师的教育信仰

本文主要探讨什么是教育信仰、教师为什么要确立教育信仰、应确立什么样的教育信仰、如何培养教育信仰等基本问题.本文认为惟有确立起对人自身的信仰,确立起对教育的信仰,教师才可能切实地担当起教育责任,才可能活出自身的生命价值.     

论中国资本主义(续完)

在封建时代深受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深受外国侵略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过反压迫的斗争。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在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封建官府的激烈斗争,并有“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及万历三十年(1603年),江西矿监播相曾激起了景德镇的“民变”。万历三     

“类信仰”：人类信仰追求的最高目标

本文从分析信仰的各种文化形式入手,论述了人类具有共同的信仰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阐明了实现"类信仰"是人类信仰追求的最高目标及实现"类信仰"的可能性.     

信仰、科学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关于信仰结构的思考

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哲学应该重视对于信仰的研究。但是我国哲学界对于信仰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从分析信仰的结构着手,研究信念与信仰的关系、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信仰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可信、确信与“信仰危机”的关系。     

明末农民起义与紳士阶层的反应

一首先,想以明末生员阶层对统治体制持批判态度这一事实进行探讨。万历年间,屡次发生“民变”,当时有的生员与市民一起参加“民变”,甚至出现了生员本身在民变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一六○○年十二月,由于派往武昌征收商税的宦官陈奉横行霸道,而引起了武昌“士民”的激愤,这个士指的就是生员,他们也显示了批判权力的态度。据说一六○一年六月苏州发生“织佣之变”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佣工的行动,给宫绅、城绅的作法以严厉的批判,估计他们也是属     

信仰与人格

(一)信仰着力于人类精神意识的凝聚整合,因而,信仰无疑熔铸着一种人格。其实,信仰作为一种知情意统一的文化心态本身就表征着一种人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主观性文化形态的信仰,虽然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化的产物,不能排除客观的社会因素对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作用,但毕竟,信仰有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信仰对人格的熔铸就表现着这种作用。形形色色的信仰会熔铸出形形色色的人格。但无论什么样的信仰熔铸出什么样的人格,信仰对人格的熔铸,都是以一种整一型的姿态和面貌出现的。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道德信仰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本文分析了道德信仰的负效应在道德信仰对象、道德信仰主体和道德信仰活动中的主要表现 ,探讨了相应的克服对策 ,主要是在对道德的信仰中保持开放态度 ,在相信和怀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在实践中检验和校正道德信仰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老郎神信仰的民间考察

本文通过考证,将老郎神信仰形成的时间,从传统认为的清代推前至明代中晚期,并认为老郎神信仰的生成,是一个将老郎祖师不断神格化的过程。同时,从民间的角度出发,以老郎庙的建立和老郎会的举办为考察基点,探讨了老郎神信仰行业化、世俗化的过程及其文化意蕴。事实上,老郎神信仰,集中表现为人神扭合与分离的民间图腾崇拜形态。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如何搞好廉政建设 ,人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廉政曾经起到的作用以及腐败的根源的基础上 ,从信仰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廉政的作用。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