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会盟碑》碑底纪年方式研究综述及吐蕃时期藏族纪年方式考证

《唐蕃会盟碑》碑底藏、汉纪年法历来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在论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立碑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吐蕃时期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及相关藏文典籍为依据,认为地支纪年法是吐蕃时期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此期从中原及周边地区传入吐蕃的五行、八卦、九宫、六十干支等历法要素主要用于占卜与堪舆.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收有《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一通,著录为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正书,碑阴刻蒙古文,今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正殿壁中,云云。后有题跋。原碑碑文颇有夺误,新志所收复多讹舛。亦见蔡美彪教授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按所谓碑阴所刻蒙古文即《云南王藏经碑》,过去未见汉译,或以为即圣旨碑所从译出的蒙古字原文,实误。据已故方国瑜教授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八《元时期文物》     

劝人恤出痘碑汉文碑文校注

在西藏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劝人恤出痘碑的遗存现状。并对该碑在不同文献中载称的4种不同碑名作了评介,指出当沿用劝人恤出痘碑称谓。在碑身所刻文字严重漫漶缺损、拓本所显文字多半不全的情况下,选光绪版《卫藏通志》作为重要补充,经分析考辨,还原了碑面所缺损的刻文内容。同时在确定校勘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校对出了不同文献中对该碑碑文多字、缺字、误写、别写等多处,解决了众书籍文献从记载该碑碑文历史以来,以误传误、书载文字一直与碑刻文字内容不相完全一致的问题。整理出了较为完整的汉文碑文,并对碑文作了一定的注释说明。     

齐鲁大地伊斯兰教第一碑

济南清真南大寺现存有一块于明弘治乙卯年(1495年)立的《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这块弘治碑是济南伊斯兰教明代碑刻中仅存的珍品,是济南伊斯兰教第一碑。据可靠资料证明,明代碑刻在全国存留为数甚少,而济南的这块弘治碑,可能是全国伊斯兰教现存的第六块碑。据说全国原有三块元碑,其中一块已毁,现存留两块。第一块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杨受益撰。第二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郭嘉撰。第三块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撰,已毁。明代碑刻现存留有:1.明永乐五年(…     

突厥之君主观

突厥之君主观〔日］护雅夫著朱悦梅，白牛译本文旨在通过阐明鄂尔浑碑铭，如们调特勤碑》（］豌）、《毗伽可汗碑》（毗）和（欲谷碑》（嘲）中的＂ｑＵｉ＂一词的含义来研究突厥汗国的君主观念。突厥人心目中的＂美德＂一、突厥民族以何为美德，答案可见以下诸文献：文献...     

蒙古布古特碑中的突厥和粟特人

1972年,S·G·克勒扎斯托尔尼热和V·A·列夫西克在《匈牙利东方学报》第26卷,第1期,第69～102页中以《布古特粟特碑文考证》为题,发表了他们对在蒙古布古特附近发现的一篇碑铭文献研究的最新研究,该碑早在1956年就由蒙古考古学者朶尔祖仁发掘出来。他们在一篇历史研究的论文中提供了有关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献的粟特文部分的拓片、转     

瑶族向越南迁徙的最早批次——《周玄柜信歌》之考证

瑶族何时开始迁入越南,史无明载,学术争讼久悬未结。本文通过对《周玄柜信歌》的破读,并与历史文献相互佐证,得出结论: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广西泗城府(今广西凌云县)周玄柜与60户瑶族迁入越南宣光省锡影地区居住,是瑶族向越南迁徙的最早且规模较大的批次。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云南高氏家族碑刻文化研究

高氏家族在云南各地留下了许多碑刻,内容包括寺院碑、墓志铭、告示碑、记事碑等。云南高氏家族碑刻对于研究大理国的历史及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土司制度、云南高氏家族的家族世系、高氏家族与云南佛教的关系、大理国时期的段高关系、元明清时期高氏家族与木氏家族的联姻等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

一、“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中国唐末会具(841—847)时期的《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召书》中提到有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元朝史》上册第3页,韩儒林),这是对长城以北诸民族历史记载最详细的中文文献上首次提到“塔塔尔”.可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点立的突厥汗国时期的《阙特勤碑》(用突厥鲁尼文、即鄂尔浑文书写的)其中提到四邻各部时,称东邻为“三十姓塔塔尔”(Otuztatar).这个碑是732年所立,比前述史料早一百年.由此可见,“塔塔尔”一词最早出现在突厥文献中.当时,突厥人把什么民族称做塔塔尔人呢?根据中国学者的详细考证:1、韩儒林根据碑文中出现的各部排列顺序指出,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还应在骨利干(Khurgan),南契丹之北,正好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地理位置相当.这就是说,当时中国唐代文献里称作“室韦”的民族,突厥称为“塔塔尔”.     

十二生肖与少数民族纪年

十二生肖与少数民族纪年古人根据十二种动物习性，附会五行学说，配以十二地支，用来纪年。十二生肖纪年古书记载见于东汉《论衡》。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十二生肖流行，已经受到统治阶级歪曲，蒙上了一层五行相克的毒雾，因而对之进行了批判。由此判断，未见书载的十二生...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肖子生(佤族)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云南边疆,有一块碑非常特殊,那就是民族团结誓词碑。这块碑上书写的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的誓词,从此成为云南各族人民铭记于心的信念。而当年主要参与和见证这块碑落成的佤族人中,如今只有肖子生一人健在。肖子生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阿佤山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变。     

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兼谈熙河之役后北宋对吐蕃的政策

(一) 《岷州广仁禅院碑》(以下简称《岷州碑》或《碑》)旧存甘肃省岷县西南的广福寺内。此碑立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年),至今已有九百余年。虽然碑文早已由先贤多次著录在册,但并未引起后人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     

从“象”“意”“法”三个要素分析来临习碑刻——以《礼器碑》《开通褒斜道碑》为例

本文介绍了中国书法中"象""意""法"的哲学渊源,并通过对《礼器碑》《开通褒斜道碑》中的这三个要素进行分析,探索临习这两个作品的正确方法,并举一反三,最终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找到临习碑刻的恰当的分析方法。     

郑和故里考

明朝初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带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历史编纂学家也有疏漏,对郑和的家世语焉不详。《明史·郑和传》仅云“郑和,云南人”,竟未写明郑和生在云南何处。由于封建史家的偏见,有关郑和事迹亦不见于云南各地方志。这一历史悬案延续了500年而未获解,并曾造成历史的误会。在云南南华县西门外有一块碑,文曰:“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在南华县城西北约2公里、龙川江北岸的…     

你知道吗?

“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云南通志》载:“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祥云县志》亦载;“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二是见《辞海》注:“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在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称云南境域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置云南县(今祥云县云     

历法观照下的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问题 ——兼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笔者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谱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提出"西周祀、年有别说",并在《古本竹书纪年》框架下,推出西周文、武、穆、幽四王的即位年代.     

古代藏族的纪年方式——附:夏历、藏历、公历年代互换表

古代藏族因受周边民族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多种不同的纪年方式。这些不同的纪年方式,固然丰富了古代藏族文化,同时又给后人(特别是非藏族人士)在阅读古代藏族文献时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要减少这些麻烦,对古代藏族的几种主要纪年方式作一概略的了解是必要的。 1.十二属相纪年法该法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名称纪年,十二年为一周期,循环往复。公元1990年,以此法记之,则为马年。古藏人何时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纪年,现已不知。从敦煌古藏文手卷中的大事纪年可看出,至迟在松赞干布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