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文化与生死品质

人生百年,必有一死,生死问题,是人生中的最大问题.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或是自己,或是他人,都会对生死进行一定的思考,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形成自己的生死观念,进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死品质.     

评价理论视角下《庄子》寓言生死态度研究

庄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庄子》一书中,他以寓言故事的言说方式,表达了对生死问题的基本观点。以马丁等人提出的评价系统理论为指导．以《庄子》寓言为文本语料,观照庄子有关“生死”主题的探讨,可以窥见庄子对生与死问题的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和评价态度,领悟庄子的生死观和人生智慧。     

生死矛盾论

生死是人在生命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个矛盾系统,其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与死的矛盾,因为它是每个有生命的人类个体必定要面对的问题.但生与死的矛盾绝不是生死矛盾的唯一表现形式,生死矛盾还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价值性矛盾、有限与无限的超越性矛盾.认识到生死矛盾的系统性和客观存在性,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在直面死亡中实现有限生命的无限价值.     

论生死哲学的学科建构

人类对自然及社会的认识要远远多于对自身的认识,这尤其表现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本文主要探讨生死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认为：（１）“求生抗死”乃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问题,所以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之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２）有关人之生死问题的研究属于人文科学,所以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相比,在方法上有着许多鲜明的特点。（３）人生哲学、人生学、人生理论人生科学、生死学的研究和叫法各有短长,应该创建一门“生死哲学”的学科,以推进有关生死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     

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庄子》一书对生死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本文着重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生死之理”是庄子讨论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即道气论。庄子认为生死本为万物生化之一环，其实质为气化流行过程中的聚与散。以此为基础，庄子进而讨论生死之“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是对生死这一客观现象所作的描述，生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与态度，死生同一，“无变于己”。这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死思辨与悲剧意识

生死问题贯穿于《哈姆雷特》的整个剧情,并在剧中占据中心地位。莎士比亚通过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遭遇表达了他对生死问题和人与命运的思考,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共同的悲剧意识。那段“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极富哲理性,引发的亦是关于生死的思辨。     

一本充满生死智慧的书——序《最后的神话——诗人自杀之谜》

大凡谈论死亡都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回避忌讳谈论死亡,总想远远的逃离死亡,于是谈死色变,生怕一语成谶。然而宇宙万物,哪个生命能逃脱回到零,回到来处?对于世俗之人来说,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自身死亡之事了,它是人类一切激情欲望内驱力创造力的发端,也是人间一切不公邪恶的肇源地。生死大于天。因而古今中外那些先哲、先圣,那些文人墨客在谈论人生无法回避的生死问题时,无不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死亡对话不像花前月下漫步时向情侣倾吐爱意那样轻松和愉悦,与死亡对话,意味着与死神亲近,并与它同行。…     

《论语》中的死亡伦理解读

早期儒家经典《论语》中阐述了许多与死亡有关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为死与德、死与命、死与孝、死与生等四个方面的特征。对传统文献中所包含的死亡智慧和死亡精神的深入领会，有利于我们从古人的教化中吸取人生营养，反思生死问题。     

生存意识的觉醒与生命哲学的现代转型——兼及郑晓江教授的死亡哲学观

死亡哲学表明,死对于生的否认恰恰使生成为可能。不直面与审视死亡,也就无法真正穿透人生而在死生品质的提升中获取生死两安。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至今还被遮蔽在恐惧死亡的语境之中。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对死亡话题的长期悬置,二是现代文明对死亡意象的有意忘却。这无疑将造成生的迷失。死亡哲学试图唤醒人们对于死亡的感知,从而激活人的生命意识,更好地求证生命的本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穿透死亡》不失为颇具现代意味的人生启示录。     

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

以“死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一条令人目眩神摇的文化传统,这传统的长河究其源头自屈原始,及至发展到《红楼梦》时已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女儿的死亡,但最“惊采绝艳”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曾提出“师楚”的写作方法,当其创作进入潜意识活动时,自然将其理解到的“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使之闪现出更多的“楚人”风采。因之,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由此更可看出作者对人生的执着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态度。     

梅开二度话死生─—对中唐以来文学好谈生死问题的思考

梅开二度话死生─—对中唐以来文学好谈生死问题的思考田耕宇中国文学史上对于生命思考有两个凸现的时期：一是汉末魏晋，二是中唐到北宋时期。第一个时期文学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作为“魏晋风度”，已经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和较为充分的研究，被人们称为“人的觉醒”和“...     

论《死者》中的生死观

《死者》中体现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死观。哲学意义上的生死状态包含三个层面：生命存在与否。人与自我关系,人与人情感关系的生死状态。这三个层面的生死状态单独或交织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相互联系,死亡之中包含生机,“爱”是死亡重新走向新生的唯一途径。本文以《死者》为解读对象,从生死状态的三个层面探讨乔伊斯的生死观。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论现代人的三类生死问题

如果说，当代社会中人生的问题在不断地获得解决的话，那么，人死的问题则越来越解不开，甚至于越来越说不清道不明了。特别是对现代人所遭遇到的三类主要的死亡问题——死亡的标准问题、器官移植问题和安乐死的问题，更是众说纷纭。提升现代人的死亡品质，也即是提升现代人的人生品质，本文对现代人三类主要的死亡问题作一探讨，以期达成共识。     

说“来”道“去”

生死也叫“来去”。来是偶然的，去是必然的，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只能“来去匆匆”，而无法做到“来去自由”。生是无法选择的，死也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短暂人生里究竟干些什么事，“是以心为形役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梁实秋语）却是可以自己决定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来去”，按《三字经》的说法“人之初，性本善”，那意思是说，人不论从哪里“来”，都是很洁净的，但“性相近，习相远”，到了后来，特别是到该“去”的时候，那差别就大了。有的“质本洁来还洁…     

试析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生死主题

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欧美小说发展史上一名重要的开拓者,她关注社会,关注灵魂,从精神的高度重复远古时代人类“生与死”的主题。其小说创作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颇具特色、发人深省。她的主要小说《达洛维太太》和《海浪》表征了她独特的生死观———向死而生,超越死亡。     

生死之思——通过训诂学理解《庄子》中的生死

谈论生死,我们最直接地对"生死"的所知便是生与死的切己本性.它不可由他人替代,只能由自己承担,并且是任何人必然的要经历的事情.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道德经>明营魄之分、道器之别,还是<庄子>的"齐生死"都可以看出道家对死亡本身有所直接的领会.故而,本文试以<庄子>文本为视角,试析庄子对死亡问题的思想异同,并试着用训诂学进行理解,直观死亡本身,阐发一些笔者自身关于死亡问题的一些浅显理解.     

从孔子论“生无所息”看儒家的生死哲学

孔子和子贡论"生无所息"的典故见于《荀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文献,这些文献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孔子的人生哲学和生死智慧。君子下学而上达,修己以安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儒家"内圣外王"的伟大理想注定了儒者的一生任重而道远,须弘毅刚健、自强不息。有生必有死,面临死亡,君子不会感到恐惧和不安;死亡是对宇宙大化的回归,儒者一生发奋以有为,只有到死才能得到最终的休息,君子在死亡面前从容而坦然。     

墨者的生死诠释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以“置生死于度外”一语来诠释墨家面对生、死之际的态度与作为,只怕是并未真正探入墨者之心怀以及领会墨者之精神！首先,墨者坚决反对执有命说,重视生命的创发,努力于既有命运的改造。要说有命,墨者仅在乎天(志)之赏罚,而天之赏罚仍是在于人之为己所造之命,但并非赏而活、罚则死,而是天罚之而令其不见容于世,犹如死去,因为墨者依于天志,杀己以利天下则赴死,如“以义死阳城君之难”的孟胜,但杀人可存天下却无利于天下,如“阻楚攻宋”的墨子,情愿自己身陷险境,也不愿对公输盘动杀机。其次,墨子提倡“节葬”的主张,表达面对死亡的安然以及生者对亡者的敬重、告别、孝子“慎终追远”的人文关怀,是在乱世仁人孝亲之权衡。而实际上,无论是非命、天之赏罚、节葬,在死亡或面对死亡皆在乎在情境内之权衡,其权衡的指标在于天下之利(公利),而其根本理念即是“兼爱”。因此,我们可以说,墨家的生死智慧正是“死生是一种为(公)利而权衡的抉择”,此等抉择,指向生命的成全,亦即,不但成全了对生者之“义”(公利),同时也成全了自身兼爱之理念。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