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是江泽民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既体现了我党“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要求 ,又顺应了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它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以德治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道

“以德治国”是对我国传统道德观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辩证统一的,“以德治国”旨在全面提高全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群学善群”思想的当代治理意义——传统治国理政方略的流变

群学可称之为中国的古典社会学。群学四命题之一的善群，其核心要务是治国理政。抽象的治国理政价值理念必须通过一定相对具体、可操作的方略才能在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善群方略常常通过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和非制度性手段得以运行和实现。传统中国处理国家事务的方略对于华夏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贡献举世瞩目，尤其传统的善群方略在当今社会治理中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善群方略的古今贯通特色，是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个自信”的历史源泉，也将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治国方略论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构建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相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其要旨包括:民族本位的政治思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三个面向”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参照取向,“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以法治国的法治主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及从严治党的思想等。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方略论,是中华民族百年来争取民族振兴思想的集结,是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为客观基础的,是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和时代发展的主题为重要依据的、是在总结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具有务实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的特征。学习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防“左”反右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论以德治国的方略

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这是道德实践性的最高体现。儒家“德主刑辅 ,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源远流长 ,并成功地缔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这其中既蕴涵着以德治国的深刻理念和独到方法 ,又隐藏着封建德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当今市场经济下提出的以德治国已经有了全新的法治背景 ,如何继承和超越传统 ,建立完善的道德评价新体系 ,实现道德观念、道德宣教的现代化 ,这是新时期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     

略论我国德治传统与"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总书记在新世纪提出的治国方略。我国是一个有着优良道德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德治传统,仍然对今天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也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以德治国"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 ,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方略 ,是我党治国方略上的新进展。“以德治国”具体到高校来说 ,就是以德治校 ,以德修己 ,以德育人。因此 ,这对大学生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理解德治、法治、人治等相互关系 ,以“两课”教育为主渠道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治社会中的体现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才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法治与德治并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我国在道德和法律上对性权利的忽视及对策探讨

性权利是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它的实现又有赖于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然而,当前我国在道德和法律上对性权利的保护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行的性道德及婚姻道德标准和内容过分强调婚内夫妻间的性权利,而忽略了对已婚个体性权利的保护;造成了男女在性权利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个体性权利保护的范围窄,有些领域处于一种空白状态。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改进性道德规范;增强全体公民的性权利意识,使性权利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上得到更好实现。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德治”到“法治”：哲学家的理想和无奈——柏拉图治国理想变化原因透视

柏拉图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之一,他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研究政治哲学的先河,他的"德治"或"哲学王"治国的思想给后人留下许多美好的遐想;早期他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使他心中存有一腔报国之志,决意创建"理想"之国;现实的严酷却粉碎了他的理想之梦,他意识到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目的,必须辅之以"法治"的帮助;而以"德"治国又是他一生之中永远不愿撒手的理想情结,故辅以"法治"时又把认识善的理念之"德"置于法律之上,这就充分表现了哲学家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无奈心境.作为后人,我们应该从柏拉图身上吸取和学习他那对治国理想的不懈的实践追求精神.